秤杆

说来让人难以相信，在我10岁以前，也就是20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我从没见过10元面额的钱。我是没机会见到的，开学的学费是一块两块，学校每次组织去县城看电影或者春游之类的活动，父亲一般是找熟人借一角钱给我，到了中午买两个馒头当中餐。

借米下锅，赊账过年，在那些穷得一日三餐都难以兑现的日子里，我最大的奢望竟是有朝一日，能够拿着一张10元面额的大钱，痛痛快快地去撑饱一肚子饼干。

我很体谅父母亲的苦衷，多么想自己能赚到一点钱，哪怕是1元钱1角钱，为这个空荡荡的家补充一点营养。

12岁那年，有几个城里人来到我们老家回龙仙，大量收购杂木棍，说是要拖到外地的工厂里去做秤杆用。村里的青壮年劳力闻讯纷纷上山采伐。

我也按捺不住，挎把钩刀跟着表叔爬上了十几里外的高坳。一路上，时而有蜈蚣和千脚虫在眼前逍遥自在地横过，时而被溪边树上倒挂金钩的青蛇惊得一身毛骨悚然。东寻西找忙乎了半天，我按照表叔交代的要求，砍到了10根修长的杂木棍。尽管一双小手被荆棘划出了道道血痕，但是我当时好一阵兴奋，因为把这10根杂木棍背下山，就可以卖得两元钱。两元钱，就足够一家人一个月的油盐开支了，甚至还可以让母亲上街砍个半斤猪肉，打个小牙祭。

更重要的是，我要是把两元钱交给父母亲，他们一定会露出久违的笑容。我们这个家，因为母亲长年以药养身，四处欠债，低矮的土房子里除了唉声叹气打破沉默，就是愁眉苦脸的相望。

想到这里，望望树林顶上透过来的太阳光，听听脆得要掉落的鸟叫声，我感到一种巨大的惬意洋溢在周围。

我毕竟力气太小，无法一把背走。于是扯几根红藤，将10根杂木棍分成两把捆实，背一把走一段路后，再返回去背第二把，如此一趟趟往返着。

羊肠山路崎岖不平，背着沉沉的杂木棍下陡坡，踩在尖利的乱石上，两腿抖得打哆嗦，稍不留意，双腿就会硬生生地跪倒。特别是拐弯时，肩上的杂木棍随便哪里磕碰一下，整个人就像一把失去平衡的秤杆，随时都可能会顺势滑倒，脖子肩膀也被杂木棍挤得阵阵作疼。

转眼已是晌午，实在累得走不动了，我就坐下来缓口气。肚子饿得打转转，就在路边摘几把苦涩的野树子，或者在地上摘几颗“地鼻子”之类的野果子勉强充饥。

烈日炎炎下，汗水一行行流入眼睛里，一阵刺疼，模糊得看不清远方的真相，我便趴在山沟里，用清凉的山泉水狠狠地洗几把。

至今回想，我那单薄的肩上，何止是顶着一捆沉重的杂木棍，那分明是一种渴求生活亮点的拼命劲头呀。

当我通过十几个来回，像蚂蚁搬家一样把两捆杂木棍背下山时，天已经快黑了。我顾不上回家吃饭，兴冲冲地搭着表叔的拖拉机，把两捆杂木棍送到几里外的收购点。我要的是钱，是有钱的那种荣光。

不料，那神气十足的验收员以杂木棍有小结疤、不够直溜为由，只收下了3根，并毫不在意地递给了我6角钱。

我至今都还记得，那是六张崭新的几乎随时都会溜走的角票。旁边还有人说，这肯定是两个城里人刚从银行取出来的钱，所以才会这么新得放亮。

我拿着6角钱，兴冲冲地跑回家交给母亲。母亲摸着我沾满灰尘的脸颊，含着泪说：“孩子，咱家命苦，爸妈真是前世造了孽了啊！”脱下衣服等母亲去洗时，竟有几道鲜红的印迹，嵌入在稚嫩的双肩上。

就是这6角钱，让我清晰地体验到了赚钱过程的心酸，是那样的刻骨铭心。

时光荏苒，从乡村到省城，站讲台，当乐手，做编辑，干经营，搞扶贫，在这一串走南闯北历经的生活路途上，我一直小心翼翼地赚钱，增大自己的内存，擦亮每一个日子的锋芒。在以后不断需要用钱来补充营养的日子里，我会记住每1元钱都是有特定价值的，就像自己赚钱过程中的每一个片段，在人生的秤杆上都是沉甸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