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株洲人的新闻史著作获方汉奇奖

朱洁

一个多月前，中国新闻史学会2019年年会公布了第五届中国新闻传播学学会奖获奖名单，全国20部优秀学术作品获奖，其中由湖南工业大学阳海洪教授撰写的《〈湘报〉与晚清湖南新闻事业现代化研究（1897-1911）》（和他人合著），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荣获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学学会奖·方汉奇奖三等奖。该奖项在新闻传播学届和业界颇具有影响力和公信力，本书为何能从众多学术作品中脱颖而出？阳海洪教授研究《湘报》与晚清湖南新闻事业的目的何在？近日，记者对其进行了专访。

之前对《湘报》的研究太薄弱

记者：我1999年—2003年在大学学习新闻学，当年，我们学习的很多新闻学和传播学理论，大多是“舶来”的概念；我们学习的新闻史，在地域上也只有外国和中国之分。具体到本土的，真的很少。

阳海洪：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现代传媒是由传教士舶来的，老一代学者，大多是在对西方新闻传播学的引介、吸收和运用过程中成长的。有了他们的沉淀，才有后来我们的研究。

记者：戊戌变法时期是国人办报的第一个高潮，涌现了一批杰出的报纸。《湘报》是湖南的第一份近代日报，虽然和上海、天津等维新重镇相比，《湘报》办得晚，出报不多，但因思想新锐，曾被康有为评价为“全国最好的一张维新报纸”。对于它的研究，之前我们本土学界有哪些成果？

阳海洪：很遗憾，此前学界对它的研究有限，只有零星的硕士学位论文和期刊文献涉及，这与近代湖南报刊在近代中国的地位极不相符，这也是我们系统研究《湘报》与晚清湖南新闻事业的缘起。当年的《湘报》立足湖南，胸怀全国，它和当时知名的《时务报》《知新报》紧密联系，以反映和讨论湖南正在积极兴办的各种新政措施。作为湖南近代第一份日报，虽然它存在很多时代局限，但透过这份报纸，我们探讨湖南新闻事业的发展，理解湖南报刊、文化出版与近代湖南人才的崛起，乃至对近代中国史的影响，都非常有意义的。

放在湖湘文化大背景下研究

记者：我看到，这本书不是就《湘报》论《湘报》，而是从晚清湖南的媒体环境、报纸形态、信息传播模式，以及《湘报》与湖湘文化的形成、晚清政府舆情的应对等多个角度，去解读一份报纸的萌芽、诞生、发展直至消亡。

阳海洪：是的，这是一种新的、系统的新闻史研究方法，我们叫做“媒介生态史观”。这样来展开对新闻史个案的分析，为讲述新闻史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当然，这种研究方法有一定的难度。首先，需要我们掌握大量的史料。为此，我和另一位作者阳海燕查阅了全部的《湘报》，还有当年的《湖南官报》《长沙日报》，以及有关的笔记和文集。另外，“媒介生态史观”既坚守新闻史的专业属性，视媒体为历史活动的主体，又强调媒体同周围环境的联系，媒体生存与发展深受地域文化和制度的影响，所以我们的这本书是兼具“专业感”和“在地感”的，把《湘报》放入了更加宏大的历史和背景中。比如，书里有一个章节谈的是《湘报》与湖南政府早期现代形象的构建，我们是从晚清政府在戊戌时期面临的形象危机说起的，从“敢为天下先”的湖湘文化的角度烛照《湘报》，将地域文化和报刊个案连为一体，让人们更多地了解湖南的新政运动、湖南人的改革意识、湖南的官绅形象以及湖南建构政府形象历史经验。

回望历史，关注当下，展望未来

记者：对历史学者来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研究《湘报》和晚清湖南新闻事业，你们对当下有着怎样的思考和关切？

阳海洪：确实是这样的，我们研究过去，是因为关注当下，是为了展望未来。21世纪的今天，我们的新闻与传播已从《湘报》的印刷时代走进了网络时代。在技术、业务和经营上，我们的媒体已经和世界同步，但是，和西方国家相比，我们仍然只是媒体大国，不是媒体强国。

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现在似乎又面临着与晚清相似的“众声喧哗”的舆论环境。从这次的香港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民族国家边界的信息防火墙功能日趋弱化，个体获取信息更加易得与隐匿。各种话语力量相互争夺，冀图构建舆论权威，争取民意，以实现政治经济诉求。中国要在全球舆论场中提升话语权和文化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此时，我们分析一张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了深刻影响的报纸，讨论它的美丽与哀愁，个人认为意义更甚于对成功的庆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