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他的生命史 洪子诚

过去，在文学研究或其他研究领域，我们的注意力都只是集中在作者本人和他写出的文本上，对于“阅读”这个问题，关注的相对较少。一本书是哪些读者在读？怎么读的？不同身份、不同时代的读者有什么不同反应？作为物质方式的书本与阅读构成什么样的关系？……这种种问题，我们很少会想到。阅读是人生存基本方式的一个重要精神活动。有位学者说过，如果一个人每年都读一遍《堂吉诃德》或《哈姆雷特》，然后每年都把读这本书的感想记录下来，那么这个记录也是他的生命史。

说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他的生命史，是有道理的。如果我们觉得这样定义过于夸张，或许可以这样认为：他的生命状态和变化，会在这个记录里留下痕迹。

和书建立一种特殊的关系

阅读牵涉到很多方面的问题。比如说，谁在读；读什么性质的书；读书的具体条件、情境、时间、地点、情感状态……我们在读一本书的时候，就会跟这本书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关系。

读一本理论书跟读文学作品，读者的心态与期待，和这本书的意趣，是完全不一样的。读新书和旧书的感觉也不一样。

过去，我经常去北大旧刊阅览室，那里收集1949年以前的报纸杂志。当然，现在旧刊不大容易看到了，因为年代久远，几十年前的报纸刊物翻阅很容易破碎，所以一般不外借。可能都会制成显微胶卷，或者扫描在电脑上供研究者阅读。如果你手里拿的是20世纪30年代，以至更早的时候印制的书刊，跟读现在出版社重新编印的相比，相信你的感觉会有很大的差异。你会感觉到你触摸到的东西，那些纸张、字体装帧编排方式，以至广告……致使你想象什么人在阅读时会在上面留下印迹，你所有的想象都会与具体的历史情境相交融。

阅读是一种克服

一部书稿可以成批，它们的装帧设计一模一样，所以会在读者那里引起错觉，以为他们读的是同一本书。但曼古埃尔在《阅读史》里说，他们读的不是同一本书。道理其实很浅显，因为“一千个人眼中有千个哈姆雷特”。

萨特说过，书要是不被人阅读，它就只是涂在白纸上的黑色污迹，而一旦被阅读就一定和特定读者建立与他人不同的关系。所以，诗人西川在他的《深浅》这本书里有这样两句话：一个熟读《论语》的人把另一个熟读《论语》的人驳得体无完肤；杜甫得到太多的赞誉，所以另一个杜甫肯定一无所获。

我们经常讲，写作是一种“克服”，其实阅读也是一种对自我的挑战，克服趣味跟阅读习惯的局限。有一些不好的或有缺陷的习惯，是当事人不太能够意识到的。

前几年我跟北大中文系的一些老师去埃及旅行，在尼罗河坐游船看风景的时候，我觉得没有多大意思，就拿出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思想》来读。一个过去的学生、现在是中文系的老师看到我在看这样的书。她大声喊起来：“老师，你也太夸张了吧！”我猜，这个学生认为旅游就是放松身心，我却读这样的书，而且还是在公众活动的轮船甲板上，真是故作高深、装模作样。

这件事提醒我来检讨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读书兴趣的偏狭。以前我没有意识到这是个不好的习惯，自以为时时刻刻都要读“有用”的书、“有价值”的书。其实，有人读学术书、史料、诗集、评论，但也读历史掌故、各地风物志。他会拿着圆明园的平面图去遗址实地勘察，也收集各大菜系的菜谱，既品尝精美食物，也对路边摊的羊杂碎汤津津有味。这就是健康的、“正常人”的生活和兴致，却是我所欠缺的境界。

专业和非专业的书籍不用分那么清楚

我一辈子都是在学校教书、做“学问”。高中、大学阶段，读书的选择还比较随意，后来大部分都是从“功利”出发，从教学、研究课题出发来选择书籍，目的性非常强。要研究哪个作家，就读他的作品，有关他的资料；研究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潮，也尽可能收集相关资料，灰尘扑鼻地翻阅旧书刊杂志。

这是一种“职业式”的读书，你从事这个职业，吃这碗饭，就必须这样做。退休之后，我确实有一种“解放”的感觉，能够选择自己比较喜欢的书和文章来读。专业，或者职业阅读的问题，我有两点建议。

一个是会在不同的书里看到不同的观点，会有很大不同，甚至相反对的主张。即使有些观点看起来不是很能站得住脚，也可以想想这样的观点是在怎样的情境下出现的，可能给我们什么参照，在观察问题的方式上是否能提供某种启示。

我们不一定总要在书里寻找成功者和失败者；更值得寻找的可能是成功者和失败者之间的一种状态，也就是不要把事情想得太极端。

另一个建议是，专业跟非专业书籍，有时候不要分得那么清楚。现在经常说的跨界视野和跨界研究，就是要打破在“专业”上的狭隘设限。

有人送我一本台湾大学出版社新出版的书，蔡振家教授的《另类阅听：表演艺术中的大脑疾病与音声异常》。从他的学术肯景，就大略可以知道他的“跨界”。他本科毕业于台大物理系，接着在台北艺术大学研究所读硕士获得硕土学位，之后在柏林海德堡大学音乐博土班毕业，回到台湾以后，又成为了台大工学院应用力学研究所和台大医学院耳鼻喉科的博士后，研究领域涉及戏曲、音乐、生物音乐学、心理声学、音乐声学。给他这本书写序言的，主要也是台湾医学界的名流。

在论述艺木创作，特别是表演跟大脑疾病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分析了这样两个“案例”。一个是舞台上孙悟空的表演，他说孙悟空的那些动作，是种疾病的表现。孙悟空的表演，表现了医学里的“妥瑞症”病征。然后他又分析了《牡丹亭》里的杜丽娘跟柳梦梅的爱情故事。我上大学的时候,通常会说《牡丹亭》表现了“个性解放”，感情上对理学禁锢的挑战。蔡振家从医学、疾病的角度，认为杜丽娘是患上一“躁郁症”。“躁郁症”是心理、精神病症，忧郁和躁狂两种特征反复地出现，狂躁的时候就幸福到极点，看见开花，就有非常快乐的感觉，而且容易有一种性的幻想，活力十足、口若悬河、思路敏捷……

我读了这部书，感觉有点丧气，原来我们书里的那些美好人物，是精神不正常、大脑疾病患者。不过回过头想想，他的研究对我们也有许多启发。我们常把“艺术源于生活”挂在嘴边，这些例子不就是“源于生活”吗？有什么好抱怨呢？但是“艺术”又的确不是“生活”。我们需要文学艺术的理由就是因为它具有一种超越性，苦难也好，实际的生活状况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