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口哨

那只口哨是用不锈钢皮子做成的，样子和学校里体育老师用的差不多，只是大些。口哨被父亲放于右边的裤兜里，轻易不拿出，不示人。在父亲发号施令时，它便派上用场。

父亲是生产队的队长。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产队是最基层的农业生产单位。它一般有四五十户人家，两三百号人口，两三百亩水田，或还有一些旱土、林地、池塘等。队长是生产队一号首长，队里祥和红火与否，往往与队长有很大关系。

每天，天才蒙蒙亮，“嘀呜，嘀呜”的哨声便将人们从梦乡喊起，那是要出早工。接着是早上的收工哨和早饭后的出工哨、中午的收工哨和下午的出、收工哨。有些晚上队里开会，晚饭后，父亲也会掏出他的口哨，一阵猛吹，喊人们早点到会。

父亲每天第一阵口哨和中饭后的出工哨最让人难忘。

天才亮哩，甚至还没有亮。露水正在浸润万物，一切都还在慵懒放松中沉睡，那一两只喜欢扑愣着翅膀打鸣的雄鸡，都不愿意睁开惺忪的睡眼。就在这静谧美好的时刻，一切生灵都愿意这种静谧美好能继续延下去的时刻，父亲的哨声响了。不合时宜，招人厌烦，却又那么急促、嘹亮、执着。

在父亲的口哨催促下，社员们无奈地、又有点坚决地、终于还是兴奋地起了床，鼓足了劲，按照父亲的派工，就像战士奔向战场，奔赴他们的劳动场所，开始新一天繁杂沉重的劳作。这种劳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尽头。正是这种无尽头，才让他们的生活有了归属，有了新的祈愿和向往，也让他们的人生有了依托和归宿。春种秋收，寒来暑往，他们解决了基本的温饱和社会传承。

午后的那阵口哨，父亲吹起来，每每颇费了思量。

繁重的体力活，加上一个月难得吃上几片肉的生活质量，使社员们的精力不经消耗。劳动了一上午，回家还得忙着做饭。饭后个把小时的小憩显得尤其珍贵。父亲不敢过早惊扰社员们的午休，也不能耽搁了农事。时间把握上总要恰到好处。尽管这样，父亲每次午后的哨声，最初的几声甚至十几声，都如同掉入沙土的水珠，没有任何反响。父亲于是用了他的耐力，不急不缓，不愠不躁，先吹一阵，等社员们习惯了，认可了，逆反心理接近零了，他才吹得响声大些，频率密些，催促的意味浓些。社员们也真会了父亲的意，三个，两个，从这边，从那边，扛着锄头，挑着粪箕，或去牵犁田的牛，或急走于晒谷的坪地，各就各位。那是一幅既忙乱又井然有序准备劳动的图像。有几个活跃分子，还有歌声从他们的口中传扬出来，“临行喝妈一碗酒……”“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有腔有调，有板有眼唱起来了，愉快的歌声马上获得积极的响应与附和，其中有男声，也有女声。这样的歌唱，没有丝毫做作，只觉得生动有趣，亲切随性。

不单是发号施令，父亲的口哨有时还有特别的功能，这是许多人不曾料到的。

有一年，大暑节气就要来临。午间，我们一帮大男孩在河湾游泳戏水，一个小男孩不知深浅，也跟着下了水。谁知他一下水就没了踪影，旋涡把他卷入水底。有眼尖的发现了险情，急忙钻入水下摸寻。我飞奔家里，叫父亲吹口哨。爹的口哨吹得惨烈无比。河边马上聚集了一大群人。不幸的是，直到傍晚，人们才在下游很远的地方寻到男孩小小的尸体。

父亲的口哨在1981年农村实行责任田到户，生产队改成村民小组的时候，才失去用场。但父亲没有把它废弃，他将它收藏了起来。

现在，父亲已经年迈。有一次，从他翻箱找柜的行动中，我猜测到他藏匿口哨的地方。一天，趁他不在家，我小心谨慎来到他卧室，打开了衣柜的门，在最隐秘的角落里，我摸索到了那只口哨。红绸子布将它包裹了三层，拿出来看，仿佛没有我小时看到的那么大，有些地方，还生出了一些锈迹。我照样用原有的红绸子布，将它包好了三层，放到它原有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