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

万有红

1960年，我家5口人，分别在四个地方过年。

父亲在湖北省公安县过年。当时，父亲在公安县教书，姐姐跟着父亲在那儿读书。过年了，为了节省来回的车费、伙食钱，更重要的是学校过年前的一个星期，每餐都能够多吃上一两米饭，父亲和姐姐便留在了学校过年。我和哥哥很是羡慕姐姐，能吃饱饭，所以每次父亲一回来，我们便吵着要跟他去湖北。唉！现在想来，那时我们给父亲出的难题，一定让他很难过，也很无奈。

母亲则在修公路的工地上过年。母亲被生产队选派到离家20多里的地方去修县级公路。修路的工地上也搞军事化管理，劳累可想而知。母亲那时正是妇女的一级劳力，干活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从不偷懒。虽然过年放假三天，但不准回家，要在那里学习文件，听念报纸。这三天，是哥哥一年中最难熬的日子，明知母亲回不来，可还是每天站在门口望，希望村口的老樟树下能出现母亲的身影，那种空空的、揪心的盼望，扯得他幼小的心生疼生疼。

哥哥是在生产队的集体食堂过的年。哥哥那年12岁，读小学五年级，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没有吃过一餐饱饭。为了填肚子，他曾逃学到山上去摘野果子吃，到田坎上去挖丝茅茎吃，有时还同小伙伴一起去偷摘生产队的黄瓜，结果挨了生产队干部的打。过年只有哥一个人在家里，好在还有生产队的集体食堂。食堂每桌安排六个菜：红烧肉一碗，每碗半斤，肥得让人看着直流口水；辣椒炒鱼一碗，是生产队派劳力在河里网到的；泥鳅汤一碗，是生产队派劳力用茶枯饼药来的；蕨粉米果一碗，是从山上挖的蕨根磨浆制成的；南瓜一碗、萝卜炖猪骨头一碗。哥哥人长得瘦小，开餐时吃不赢同桌的人，端起那碗萝卜炖骨头就拼命跑回了家，结果被同桌的人骂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来他们还在父母面前告状说：“你这崽太没名堂了，吃饭总是抢”。

我是在公社的幼儿园里过的年。那年我6岁，寄放在人民公社的幼儿园里。每次逢圩，我就会坐在幼儿园后门的门槛上，因为后门口有一条小巷子，是人们逢圩的必经之路，看见熟人，我就会对他们喊“叫我阿母带吃的给我”，在记忆深处，饥饿是那时最恐惧的感觉。我有一个堂弟，比我小一岁，在幼儿园里得了麻疹，高烧了几天，等大伯母赶回来的时候已经没有了气息。不几天，我也得了麻疹，还好有一个表亲在幼儿园做保姆，带我同床睡，悉心照顾，才使我挺了过去，要不然，也就没有现在的我了。过年了，父母没有回家，没有人来接我。过年那天，表母偷偷给我拿了一个鸡腿，叫我躲到睡房里去吃。我好高兴啊！双手举着鸡腿，连蹦带跳，在门槛上摔了一跤也不觉得疼，躲进房里把门拴好，三下两下就狼吞虎咽吃完了，当我咂嘴回味时，我真后悔呀，为什么这么快就把鸡腿吃掉了呢？快得都忘记了滋味。

时间荏苒，日月如梭，弹指一挥间，四十年过去了。不知是老天的安排，还是命运的顺其自然，2000年，我家五口人，也是分别在四个地方过年。

1997年，我奔赴广东打工。没有文凭，没有技术，最后只好在一个亲戚的帮助下，进了东莞市长安镇一个厂子里做清洁工。为了挣钱养家，只有低声下气，忍辱负重。为了多存点钱，我连续3年没有回家过年。因为春运期间车费特贵还一票难求，我只好留在厂里过年。

妻子在家种田育山，带着有残疾的大儿子在家里过了3个年。

女儿在长沙读大学，颇为懂事。放了寒假过年时，就与同班好友到超市去打工，说是体验生活，其实也是为了省钱。

小儿子在株洲职校读书，学模具专业。那几年放了寒假也学着姐姐的样，与好友一起在校办工厂做计件的活。还说，既挣到钱又学会了技术，何乐而不为呢？

这几年的生活写照，我也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挣钱。唯一欣慰的是，子女们都长大了，懂事了，日子也有了盼头，一定会越过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