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我的家乡在改变

我是炎陵水口人。我出生时，水口还叫水口公社。现在叫水口镇。

我家在水口的一个叫下坑的小山村里。村子不大，当时有三个生产队，五六十户人家，三百多口人。四面环山，一条小河从上坑逶迤而来，河水清澈甘甜，水田灌溉靠它，村子里的人畜依赖它，就像婴儿依赖妈妈。两岸是农田，岸边有几栋老祖宗留下来的老屋。生产队的名字，就是以屋子的地理位置、新旧程度来命名的。

打我记事起，听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生产队。 山是生产队的，田是生产队的，山上的茶树杉树是生产队的，田里的油菜绿肥是生产队的。山上的树不能砍来当柴烧，田里的绿肥不能扯来当猪菜。谁家的鸭子弄坏了田里刚插不久的禾苗、吃了田里黄澄澄的谷子，那都是要受罚的。还有生产队长的那只哨子，可威风了。哨子一吹，男女社员就得从各自的家里出来，带上当天做事的工具，到晒谷坪集合。队长口水飞飞地分派工作，派到轻松活的就喜笑颜开，派到重活的难免要咕哝几句。因为一个人的工分是定了的，男的出一天工是十分或八分九分，女的出一天工是八分或者七分九分。而工分，是年底算账的唯一尺子。谁家的工分多，扣了口粮后，就有钱进；谁家工分少，就可能不够扣口粮，成为超支户。

那时可没有富裕一说，家家都是贫下中农。谁家煮饭都要掺很多红薯丝，还不一定管饱。炒菜没油，用水煮。连烟囱里冒出来的烟都是寡淡的。村子里没有一个胖子。

热闹却是无处不在。开春，几个生产队都在水渠下面的坪里洗薄膜，水从水渠里哗哗流下来，时不时有小鱼泥鳅顺水而下，乐得洗薄膜的人丢了手中的刷子去抓鱼捉泥鳅。还有爱讲是非的长舌子，一开口能抵好几个话匣子了。打夜工扯秧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件事。先是生产队要管一顿饭，饭尽吃不说，菜是用油炒出来的，那个香，菜吃完了，盛半碗饭进去，拌一拌，几口就吃完了。扯秧的时候，时不时还会听到咕咚一声有人掉到田里的声音。有时扯着扯着人都睡着了。

挖红薯的时候就更好笑了。因为红薯可以生吃，挖着挖着，就有人带头，选了个大又直溜的用干草擦一擦，或在自己的衣服上蹭一蹭，放进嘴里大嚼起来。红薯吃多了，肚子就有点架不住。有的人无聊，故意把屁股翘得高高的，然后就有极大的响声飞出来。

当然，也有做事耍奸使滑的。记忆中有位堂叔，每次生产队长派工的时候，他就说他哪里哪里不舒服，队长无奈，就派他给跟我们细伢子撒化肥。我们细伢子倒乐意。因为这位堂叔撒完一些化肥就抽一袋子水烟，我们也就跟着多歇了一些时间。还有一位堂嫂也笑死人，每次队长要派她去冷水田里做事，她就说自己来月经了。弄得队长都笑，说，你一个月来几次啊。

到了80年代初，实行了生产承包责任制。那做事磨洋工的现象，一眨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一个个恨不得再长出两只手来，像侍弄亲儿一样的侍弄自家的承包地。付出的多，自然就回报得多，几乎家家户户都是米有余、粮有剩。肚子填饱了，脾气性格都变好了。村里最有名的火爆筒子，不打老婆不打崽女了。

一晃，到了90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从城市涌入乡村，先是年轻人按捺不住，背起行囊去外面闯世界了。跟着是中年人，禁不住花花绿绿的票子的诱惑，也丢家弃舍去沿海一带打工了。留在家里的，就只剩下老弱病残了。先是离屋场远的山田山土荒了废了、重又被杂草占据。越往后，连门前屋后的好田好地都无望被耕种，像被遗弃的婴儿似的裸露着黑油油的肌肤。每年清明回去扫墓，看到被密密的杂草占据着的好土良田，心里就隐隐地痛。还有破败的老屋，因为没人住，屋漏了、墙倒了、灶塌了，狗尾草大模大样地在墙头瓦楞放肆招摇。怎么看，都是落寞凄凉颓废的状态。虽然有的人在别处建了新屋，搬到新屋去住了。但总的人家人口急骤减少。记得前年回去帮我姐摘茶籽，村里摘茶籽那个人少，山上那个冷清，和70年代生产队里摘茶籽的情景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闷闷不乐。我姐说我操闲心，说现在村里的人比原来好过多了，不种田不种土、烧煤不烧柴，政府还按亩发补贴，上了六十岁的人每个月还发几十块钱，生活困难的人家有低保，连盖房子政府都资助，说村里的人都念政府的好、念共产党的好。或许，我看到的只是表面。

山道弯弯，溪水长长，我亲爱的故乡，已不是原来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