醴陵瓷的前世今生

醴陵位于湖南东部，湘江支流渌水在这里蜿蜒流过，滋润着这座小城。这里沉淀了丰富的瓷土、陶土、耐火泥，使它成为一个生产陶瓷用品的天然场所。

醴陵的陶瓷生产，始于东汉时期，辖下的新阳乡有着东汉古陶窑群遗址，而宋、元、明时期的古窑遗址更是遍布各地。清末民初，在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熊希龄的努力下，醴陵诞生了“釉下五彩瓷”，一举夺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新中国成立后，醴陵瓷被选为国家领导人生活用瓷和国家礼品瓷，俗称“红官窑”。

实业救国，造就“釉下五彩瓷”

醴陵瓷历史悠久，类型丰富，碗、碟、壶、酒器、调羹、罐、坛、钵、油灯等不一而足，但直到清代，大多都是粗瓷，工艺价值和美学价值不高。

但事情总有转机。清末民初，中国陷入了巨大的内忧外患之中。出生于湖南凤凰的进士熊希龄，在忧思中寻求着救国救民的真理，最终萌发了“实业救国”的想法。1904年，熊希龄到日本考察，看到了实业带来的巨大发展，令他深受震动。回国后，熊希龄又到湖南进行考察，写成《为创兴醴陵瓷业呈端方文》，呈书给湖广总督端方，请求发展醴陵乃至湖南的制瓷工业。端方将这篇文章上呈给了北京，不久，慈禧太后御批十万两库银，用于发展醴陵瓷业。

熊希龄在醴陵城北创办了“湖南官立瓷业学堂”，又设立“湖南瓷业制造公司”，亲自任公司总经理，对醴陵瓷进行改革和创新。为了提高醴陵瓷的工艺水平，熊希龄大量聘请文化、工艺、美术等方面的优秀技师作为教师，教授制瓷技艺；还引进了当时日本最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进行从粗瓷生产到细瓷生产的转型。

1906年，瓷业学堂的首批学生毕业，立即投入到瓷厂的生产，学员吴寿祺、傅道会、游先理等人，在书画名师张晓耕、彭筱琴的指导下，创制出5种高火性釉下颜料——草青、海碧、艳墨、赭色和玛瑙红，次年又在传统釉下青花装饰的基础上，发明出“釉下五彩瓷”。釉下五彩瓷器进贡给慈禧太后，慈禧特赐金牌，让户部每年拨库银一万两给湖南瓷业公司用于生产。从此，醴陵瓷名扬天下。

火中取土，高温绘就的缤纷色彩

醴陵“釉下五彩瓷”创造出来后，凭借优美的外形和优良的品质，迅速成为清政府的官用瓷。民国建立后，熊希龄出任民国总理，醴陵瓷也走出国门，获得多项国际大奖。

醴陵瓷之所以能在国内外都受到追捧，与其严格的生产工序息息相关。据醴陵收藏协会的谢燮瑜介绍，醴陵瓷有几十道生产工序，每一道都要严格把关。首先，原料的选取上特别严格，必须用上等的瓷泥做胚，成型前要对瓷泥进行沉淀、滤渣、吸铁等工序，以保证瓷泥不掺杂质。而真正成型，则需要艺人将瓷体打磨得十分轻薄与平滑，其工序全凭艺人们的手感操作，没有十多年制作经验根本不能胜任。

从炼泥到拉胚，再到烧制，这些过程，醴陵瓷和其他瓷器大同小异，唯独彩绘这道工序极其特别，装饰工艺和表现手法是其他瓷器所没有的，这也正是“釉下五彩瓷”的独特所在。釉下五彩瓷属于瓷器中的彩瓷绘，是在瓷胎表面加以彩绘的瓷器，主要有釉上彩、釉中彩和釉下彩三大类，而釉下五彩瓷正是其中烧制难度最高的釉下彩，采用这种工艺制作而成的瓷器，表面光亮、柔和、平滑，显得晶莹透亮、清新素雅，色彩经久不退，更为特别的是，它在绘制颜料上面加釉，从而隔绝了毒性元素。

绘制完毕后的瓷件，要在高温下烧制，通常温度要达到1380℃左右才够，而且需要一次烧成，技术上很难把握，成品率不到70%。而一旦烧制成功，出窑的瓷器就会达到“薄如纸、白如玉、明如镜、声如磬”的境界。由于釉下五彩的颜料包含水分，其中一些颜料中还含有黄金等贵重金属，所以瓷器烧制好后看起来色彩润泽，表现出灵动、鲜活、真实的质感。

传承有序，醴陵瓷的新征程

自从生产出“釉下五彩瓷”，醴陵瓷就带上了浓浓的官方气息，清朝时它因为慈禧的看重和喜爱成为“官瓷”，民国时期，生产出来的瓷器供达官贵人使用，只是后来因连年战争，醴陵瓷受到冲击，到新中国建立时，醴陵瓷几乎消亡。

1954年，为了恢复中断快20年的醴陵瓷生产，有关部门经过多次寻访，找到了醴陵瓷硕果仅存的元老——湖南瓷业学堂首届毕业生吴寿祺。年逾古稀的吴寿祺听说是国家的要求后，毅然出山，一边培养五彩瓷的制作人员，一边改进传统工艺，将醴陵瓷的“三烧制”改为“两烧制”，加快了生产流程。同时，湖南陶瓷研究所、醴陵艺术瓷厂先后成立，醴陵瓷的生产得到了全面恢复。

1956年，国务院批准成立醴陵瓷业总公司，醴陵瓷的生产得到扩大，承担了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机关烧制瓷器的任务。

“文革”时期，醴陵瓷生产出具有“文革”风格的瓷器，内容包括工农兵形象、样板戏题材、毛主席语录等，形成了具有独特时代气息的“文革瓷”，当同时期的其他民间手艺都面临冲击，醴陵瓷却成为了国内外市场的畅销产品。后来，醴陵承接了为毛泽东秘密设计制作专用瓷的任务，汇集了全国的知名艺术家，生产出了“毛瓷”，成为当时的“红官窑”。

上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结构的转型，醴陵瓷受到巨大冲击，醴陵的几家国有瓷厂相继停产。谢燮瑜回忆说，当时八大国有瓷厂，有的变成了私有然后没落，有的则改变了经营方向，甚至连湖南陶瓷研究所这样的醴陵瓷研究中心，也被一分为三 ：一份花纸厂，一份私人瓷，还留一份苟延残喘。

更可怕的是醴陵瓷的人才开始出现断层：老一辈艺人年事已高，已经再也画不动了；年轻一代又害怕贻误前程，更忍受不了清贫，都纷纷改了行。醴陵瓷大师邓文科的亲生儿子邓思纯曾向国家文化部申报，获批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醴陵瓷的继承人，但邓思纯却不幸病故；而另一位大师陈扬龙，也在2013年离世，醴陵瓷再次痛失传人。

培养一个合格的彩绘师需要几年的时间，而且还需要其具有很高的美术素养，但没有几个人能忍受得住坐多年的冷板凳。谢燮瑜说：“这几年，醴陵市也做了大量工作，推广、宣传醴陵瓷，比如投资拍摄电视连续剧《红官窑》，举办‘中国美术馆釉下五彩大型展览’，还推出了瓷谷……”醴瓷的明天会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