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眼

母亲今年八十有二，曾经，有一双明亮的眼。

相亲时，母亲一眼就相中了父亲。在身高仅一米五的母亲眼里，一米七几的父亲魁梧、高大、帅气，脸庞端正，一笑一口整齐的白牙。没多久，母亲就嫁了过来。结婚时，床上崭新的被子仅盖了三天，便被人拿走了，原来被子是借来的！也许是早有心理准备，母亲没有抱怨，第二天，早早地起床，下地干活去了。

队里出集体工，以工分计，年终以工分结算工钱。为了这份工钱，母亲起早贪黑，早上做好饭菜，我们去上学，她去挣工分。傍晚我们回来，她不是在地里，就是在田里。

我们一个一个接着出生，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僻远的乡村，山多，人少，地多，母亲种了很多红薯，可以吃到第二年开春。红薯多了，母亲晒红薯片；剩饭多了，母亲晒一晒，炒熟变成炒米；酸枣多了，母亲蒸熟，去核，加上南瓜、紫苏、甘草等，摊成薄片晒干，做成酸枣片。所有能吃的，母亲都绝不浪费，坛坛罐罐里，都是让我们垂涎欲滴的母亲的作品。过年时，打一秤爆米花，炒一篮花生，加上薯片、酸枣片、炒米，成为我们最爱吃的零食。

夏秋的夜晚，虫声唧唧，油灯如豆。母亲坐在自家简陋的纺线机前，一手摇着机柄，一手拿着纺线锤，一根细细的线，在纺线机上越绕越长。母亲的手一上一下，像手在舞蹈，优美、淡定、祥和。有时候，母亲边纺线边轻轻哼着歌。我在她隔壁的一间房里就着煤油灯做作业，母亲的歌声没有扰到我，反倒让我更安心。乡村的夜晚是安静的，有时月亮爬进窗也不知道。

我是穿着母亲的布鞋长大的。母亲用做衣服剩下的布料来做鞋底，一层一层叠加，俗称“千层底”。面料用的是灯芯绒，黑色、条纹、厚实、耐脏。温暖的春天，农事没起之时，母亲坐在明亮的阳光里，低着头，一把钻子，手指上戴一只鞋抵子，线在她手里飞来飞去。阳光温暖了母亲，母亲温暖了我，填满了我的世界。母亲做的鞋，结实、暖和，穿一年也穿不烂，但母亲每年都会给我们各做一双。看久了我学会了一些，母亲忙时，我照着她的样子做，也像模像样，为此母亲逢人就表扬我，说我聪明伶俐，心灵手巧。

那时候，母亲的眼睛分外明亮，穿针引线快而利索。每次完针，母亲也不用剪刀，用牙一咬，线就断了。我一直认为母亲的牙是坚硬无比的，没有什么能撼动得了。

二十七年前的一件事，成了母亲的转折点。母亲去看望刚生完孩子的妹妹，回来的路上，迷了路。眼前是一片茫茫的完全陌生的大山，看似一样的山林，却藏着一种隐秘的力量。晚霞即将褪尽，母亲越来越心慌急躁，在山林里窜来窜去。好不容易出了山，回到家，母亲的心在放下的那一刻，眼前一黑，便什么也看不清了。

经过治疗，母亲的眼还是失了明亮，一只青光眼，一只白内障，视力越来越差，仅剩一点光感。我能想象当时的母亲是多么无奈和无助。我不知道母亲是怎样度过这漫长的黑暗岁月，她不跟我们说起自己的艰难，也不抱怨生活的不公。每次回去，我看到的都是母亲的笑脸，那双无神的眼睛像看你，又像没看你，但脸上的笑容却是灿烂得很，不打一点折扣。她仍然沿袭了以前的习惯，父亲主外，她主内。在厨房里做着她认为能做的事，洗菜切菜，烧火煮饭，放盐放调料。她摸索着，忙来忙去，一刻也不闲着。

母亲的手艺却明显比以前差了很多。失明之后，穿不了针，也做不了鞋，纺线机闲置在堂屋里不起眼的角落多年。煮出的饭有时是夹生饭，做菜时，有时咸有时淡，有时还会把洗菜的物什带进烧菜的锅里。父亲也不说她，大口大口吃着带了油墨烟子的菜，照样一副吃得很香的样子。

时光宛转，母亲与父亲携手已走过五十六年，哥哥的孩子也有了孩子。母亲把饭不小心扒拉到桌上，太孙子大喊：“太毑，你把饭撒桌上了！”母亲便用筷子在桌子上乱扒，我赶忙说：“妈，不要了啦，吃这个。”我把菜重新夹到她碗里，但凡是硬的、有刺的都不夹给她，她的牙脱落得厉害，现在只剩下几颗还在坚守阵地。

岁月在母亲面前，变得越来越狰狞，像一把无情的刀，刺瞎了母亲的眼，拔去了她原本坚硬无比的牙。我真真切切地感到，母亲老了！

母亲好像对时间没有概念，每天仍早早起床，安详地迎接一天的阳光。日子一天天来，一天天去，她不在意。有一次，我说起母亲当初与父亲一见钟情时的场景，母亲的笑容堆成花，说：“那时我眼睛可厉害，看东西看人都准，我就是命好！”那一双无神的眼睛配上一脸满足的样子，我看得眼泪都差点流出来。我无数次想向她学习，可直到今天，很惭愧的，我没有做到。

一段艰难的日子，在母亲眼里风轻云淡，简单纯粹，暗藏幸福。我不知道她内心藏了多少坚强，为自己在心里重新安装了一双眼，不但能打理自己的生活，还能照顾父亲，但我知道，母亲不说爱字，却爱了父亲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