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深秋的傍晚,我陪妈去舅舅家吃晚饭。到了舅舅家,只见他家的灶屋里冰冰冷冷,便去河边菜地里去寻舅妈,待我们与舅妈见面时,舅妈独自坐在河边,两眼呆滞地望着一江河水。原来,表哥“秋伢子”七天前去河对岸朱亭车站捡煤,到现在都没回。我妈一听说此事,瞬间脸就沉下来了,跌坐在地上。
幼小的我当时吓得不敢吭声,静静地守在她们身边,连呼吸都怕太粗。
20世纪80年代初,我家乡的小村庄,父老乡亲们全靠那几亩薄田,仰仗老天吃饭,遇到风调雨顺的年成,粮食还能吃上个八九个月,如遇到老天不长眼的灾荒年,就会面临饥荒。舅舅家六个孩子,多子并不多福,加上舅舅舅妈都是老实本分之人,家里可谓是穷得揭不开锅,我小时候吃红薯饭的记忆就是在舅舅家的。年幼的表哥们为了帮家里分担忧愁,从八九岁开始,就辍学到对面火车站里去捡煤,虽然我从未跟他们去过,但听说捡煤是这样的:待运煤的火车经过朱亭车站时,火车里的小块煤会有被颠簸出来的,表哥们沿途一点点拾着,挑回来。可谁也不知道这运煤的火车会哪天来,几点来?因此,表哥们出门两三天不回是常有的事。
可这次表哥出门有五天了,同去的伙伴们都已陆续回来,舅妈和我妈她们怎么不着急,因为此事风险大……
表哥们虽说是“捡”煤,其实也有“偷”的,当运煤的火车在朱亭车站停那么几分钟时,他们会迅速地爬上火车“偷”煤丢下来,可如果在他们“偷”得正起兴时,火车缓缓启动,他们只能急切地从火车上跳下来,还有可能是,没来得及跳下来,而被拖到下一站,甚至下几站,乃至最后一站;站里存放煤的地方也是他们特青睐的地方,后果可能是在逃跑的过程中被发现,就有拖出来被抽打、凌辱的情况。
天慢慢地暗下来,我和舅妈、我妈两眼死死地盯着河面,可那时河水平静得很,没有渔船的往来,也没有钻出一个脑袋,连半点涟漪都没有。待天完全地暗淡下来,再到对面车站的灯也陆续熄灭,乡村的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时,舅妈与我妈越来越焦急,站起来开始了一声接一声地,朝着对岸大喊:“秋伢子,秋伢子……”在她们一浪高过一浪的呼喊声中,我害怕得要命,站起来紧紧地抓着我妈的衣角,不敢说话,也不敢哭,怕影响她们的心情,也怕说错话,只一个劲默默流眼泪。我到现在都记得舅妈整晚只说了一句话:“秋伢子只怕是没命了。”我妈当时急得也说不出安慰的话,直到下半夜,姑嫂俩都在声嘶力竭地呼喊着,只是声音越来越哽咽,越来越小,而我站在旁边除了害怕,还是害怕,她们的每一声呼喊都让我觉得是预示着表哥在一点点远去。
那天晚上,寂静夜空里的呼喊没有引起周围乡邻们的关注和围观,也许对生长在河边、贫穷的家庭来说见怪不怪了,像表哥这样捡煤的孩子,下落不明的已有两三个了。我们仨在冷清的河边呆了一个晚上,上半夜,舅妈与我妈几乎是轮流着一声接一声不间断地呼喊,下半夜,河面上起了微风,舅妈和我妈更是害怕,因为如表哥听到呼喊此时游过湘江河会很危险,于是乎流着泪,喊喊停停了。直到河对面的天空出现鱼肚白,舅妈和我妈才牵着我一步一回头地回家。
回到家,她们全然不记得昨晚连饭都没吃,舅妈拿出了香烛,点燃插在门槛上,和我妈一起跪在地上,祈求神灵保佑表哥能平安回来。
大约神灵被舅妈和我妈感动了吧,两天之后的半夜,表哥皮包骨似的一身水淋淋地回来了。据表哥说,他在火车上“偷”煤时,没来得及下来,火车开动把他拖到了衡阳站,下来后他举目无亲、身无分文,欲偷爬火车回,几次都被列车员发现了,被赶下来,只能沿着铁路走回来,到朱亭车站已是深夜,没有了小渔船,饥饿难受的他只好在冰冷的水里游过了河。
对表哥他们而言,“偷”煤的经历,不堪回忆。如果不是贫困交加的生活,老实得连说话都怕吓着人的舅妈,怎么舍得让自己年纪尚小的孩子遭这种罪!现在,表哥和当年一起“偷”煤的伙伴们,都已人到中年,靠自己打拼,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可惜的是,舅妈于1984年冬就去世了,她没有等到儿子们长大,也没有等到好日子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