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出读书到参加工作,再到调动工作,转眼离开家乡将近40年。最不能忘怀的就是在家乡乡村生活的10多年时光。尤其是行走在我老家乡村的理发匠,至今让我记忆犹新,无法忘怀。
上世纪60年代,河南农村经济还十分落后,我们村也不例外。社员们每天的工分只有几分钱,都在为温饱而忙碌。我们第四生产队,有30多户近2000多口人。其中,男人偏多。那时,家乡理发都是请一个师傅,每月定时到我们生产队来,只给生产队男同志理发。每次理发时,师傅要轮流派到每家“吃派饭”。年底结算工资,以户为单位结算,生产队再补助一点。这对我们家是最划算的,因为我们有兄弟4人。
我最喜欢8月间理发师傅到我们队上来理发。天气热,我们年纪又小,师傅给我们小孩子理的都是介于寸头和光头之间的头型。讲光头吧,他用的不是刮刀,只是用手工推子一次性给你推完,完事后,洗都不洗一下,还不忘用手指在你脑壳上弹一下!理完发,我和弟弟一溜烟似的往家门口的水坑奔去!在水里扎几个猛子,那才真带劲!
那时,我特别盼望理发师傅到我家吃派饭,又害怕师傅到我家吃派饭。盼望他来,是因为每每此时,母亲可以改善一下生活,可以烙油饼,炒几个鸡蛋。开饭时,我和弟弟上不了桌子,只能远远地望着油饼流口水。理发师傅心肠好,趁母亲不注意时,总会偷偷地给我和弟弟塞两块油饼。害怕他来吃派饭吧,是因为家里穷。那时,我们兄弟年龄小,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个顶个的劳动力没有,一年到头口粮都得不到保证。我们北方人热情、好客,加上我的母亲又爱面子,每次轮到我家派饭,母亲总是东家借白面,西家借鸡蛋的。看到母亲为落实派饭愁眉苦脸的情形,心中总是五味杂陈。“吃派饭”,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我的家乡。1981年,我们村开始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家分到了10多亩地。我二哥和绝大多数农民一样,把满腔热情投入到自己家的土地里。精耕细作,像伺候自己孩子一样伺候自己的庄稼。联产承包到户的第一年,我们家就生产了1万多斤小麦。我们家“口粮难”的问题彻底解决。家里第一次圈了两个又大又圆的新麦圈。新麦上圈的第一晚,二哥兴奋地在麦圈上打地铺睡了一晚。
再后来,随着“农业税取消”等各项惠农政策陆续实施,亿万农民不仅得到了不少实惠,而且真正放开了手脚。二哥、二嫂加入了“打工哥”“打工嫂”的队伍,钱袋子渐渐鼓起来了。刚刚去打工的第一个春节,二哥、二嫂打工归来。吃完晚饭,二哥从腰中间解下缠在身上的一个丝光袜子,开始数他们一年辛辛苦苦打工挣来的血汗钱。一万多块钱!乖乖!长这么大,我们家第一次有了这么多钱!我清醒地记得,二哥、二嫂当时流下了眼泪。当然,流下眼泪的还有我的老母亲。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家和大多数家庭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兄弟四个都娶了媳妇,生了孩子。大哥盖了三栋楼房,买了小汽车。二哥不仅在老家盖起了漂亮的四合院,还在城里买起了电梯房。我和四弟通过高考,当上了国家公务员。现在,不仅天天白面馒头,而且餐餐有鱼有肉!90多岁的母亲时常感叹:赶上好年代!过上了梦一般的生活!
多次回乡探亲,走村串巷的理发师傅已不见身影。家乡的理发匠“吃派饭”的年代也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