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母亲

母亲已经远去47年了，我每每追忆她的音容，依然忍不住泪流满面……

作为一个城市贫民的女儿，母亲和在湘潭打工的父亲相识、结婚，在贫寒中相依为命，熬过了苦难日子，迎来了新中国。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家四人得“水肿病”，她协助父亲坦然面对。

文化大革命时期，父亲被打为“走资派”，挨批斗，连每月的工资也被扣发，而母亲生下小妹才一年多，身体虚弱。她也没有被困难所吓倒，总是鼓励我们捡煤渣、扯猪草、挑红砖，挣得一分半文维持家用。她的这种精神，激励鼓舞我们兄弟姐妹在工作和生活中，始终保持一种乐观的心态。

母亲一生勤俭持家。1955年，父亲因工作需要调到新的单位任负责人，母亲也随父亲调到了新的岗位。因为父母都有工作，有固定收入，我们一家人的生活也过得较为宽裕。但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政策，为精简机构编制和人员，领导干部要带头。于是，母亲“被下放”成为一名家庭妇女，而此时，家中四个孩子读书，母亲没有退缩，也没有向父亲叫苦，把有限的钱用在刀刃上，带领我们开荒种菜、种红薯。她总是和我们说，瓜菜半年粮，吃饱肚子就好。有时家中偶尔买点肉，她总是往我们碗里夹，我们叫她吃一点，她就说：“我吃饱了，你们长身体，多吃点”。1971年6月，母亲病痛难忍，在床上打滚，才叫我给父亲打电话，让父亲陪她去南方公司医院看病。而这一去，再没回到她疼爱珍惜的家。

母亲待人仁慈、宽厚，有口皆碑。邻居有困难的，她知道了都要嘘寒问暖，给予安慰，能够帮助的她都会尽力表示心意。当时朱亭镇要把街上居民和车站职工家庭组织起来成立居委会，她任居委会干部，组织居民打扫卫生、做蚊香，尽力带领城镇居民自己动手，自食其力。文革结束后，对那些曾给我父亲戴“高帽子”，挂“牌子”批斗的“造反派”们，母亲总是把这些人比作“小孩子”“不懂事”，总是说，以后他们自己会明白的。

母亲自己没有文化，但教子很严。她经常告诫我们兄弟姊妹，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每到晚上，她都点燃煤油灯，要我们每人坐一方读书写字做作业。而她，则拿起针线、碎布，一边静静地为我们缝补衣服，一边听我们小的向大的请教作业中的难题。我上学之后，她还专为我加了一个问题，要我复述当天每节课老师所讲的内容。直到今天，小学中学老师讲课的情景、许多内容我都可以一一重述。我的记忆力也是靠母亲这样训练出来的。正是有了母亲的教育督促，我的哥哥初中毕业后被保送到株洲航空学校就读中专，我的大姐也是优异成绩毕业，上山下乡，然后招到一个大型国企工作并担任了中层干部，我的二姐初中毕业参加工作，而我继续读高中。现在，我和哥哥、两个姐姐均已退休，两个弟弟、一个妹妹现在在单位工作也很努力。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母亲去世时，我还只有15岁，如今我也已儿孙绕膝。我将努力把母亲的优良家风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