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祺是我老家的邻居,这家伙小时候有趣,额头高,黑眼睛乌溜溜,喜欢多问多讲,是个小机灵。他总是屁颠屁颠地跟着我,我也乐意带他玩。我比他大六七岁,他爹比我大十几岁,我将他爹叫哥,如此说来,他应该叫我叔。可是后来,因为一件事,他改口叫我哥。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那时他家为上中农,我家为雇农。加之他爹为了钱偶尔做做小贩,所以被抓去批斗过。小小的春祺诚惶诚恐。那一次,他遇到戴着红袖章的彪古,也许是批斗春祺爹的人也戴着红袖章,春祺战战兢兢地躲避着。彪古觉得好玩,对他嚷:“躲什么躲什么,过来过来!”他低着头走到彪古面前。彪古问:“中午吃什么菜。”他说:“没什么菜。”彪古说:“屁话!没菜怎么送饭?”他说:“是油炒的饭。”彪古来了兴趣,说:“啊!你们家生活这么好?还有油炒饭吃!难怪将你爹抓去斗,你得赶快检讨,不然也得抓去批斗。”春祺慌了,赶紧问:“怎么检讨。”彪古说:“你还没上过学,检讨不会写,我看这样,你站在这里,大声说‘我不该吃油炒饭,我以后再也不敢吃油炒饭了’。说上一百遍。”
于是,春祺毕恭毕敬地站在那里大声说:“我不该吃油炒饭,我以后再也不敢吃油炒饭了”。说得满眶泪水。
我正路过,知道是彪古的恶作剧,拉着春祺回家。春祺边抹泪水,边用惊慌而感激的眼光看着我。
过了几天,春祺对我说:“我叫你哥,可以么?”
我疑惑地反问:“为啥?”
他眼睛睃溜溜地转了一会,说:“你别管,就想叫哥,你同意不?”说完后全神贯注地望着我。我想,叫我哥就成了哥们,我能更好地保护他。那可怜的眼神我无法拒绝,于是答应了他。
他爹听见他叫我哥,训斥他:“叫叔!咋叫哥,大小不分了?”他怔怔地望望他爹又望望我。我说:“叫哥就叫哥。”他爹不作声了。
我参加工作到了县城,春祺格外羡慕。我让他有时间到我那里去玩。可是他没有正儿八经地到我那里玩过一次。这不意味着他越来越大不需要寻求我的保护而忘记了这个哥,他是怕增加我的麻烦。每当我回到老家,他都会到我家天南地北地聊上好长一段时间,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农村实行责任制后,他学会了建筑手艺,由于人缘好,做了小包头,昔日戴着红袖章吓唬他的彪古也在他的手下做砖工。他在家里也是顶梁柱,建了自己的楼房,领着家人过着比较红火的日子。
人生有许多未知数。这天,春祺骑着摩托去上建筑工地,竟然鬼使神差地加大油门朝围墙冲过去,当即晕了。治了一段时间,跛了一条腿,还遗下癫痫病。工地去不成了,只能在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子正在读书,要开销,于是,妻子大部分时间跟着其他砖工去做小工。
此后见到春祺,那张脸显露的情感很复杂。忆及往事,脸上阳光灿烂。说到妻儿,愁云密布。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忽地成了残疾人,无法呵护妻儿,我也只能说几句苍白的安慰话。
好不容易,他们把儿子送进大学。可就在这一年二季稻谷粒转黄之时,妻子从工地骑单车回来,下坡时刹车失灵,跌在岸下,左脸上摔一道裂缝,左脚骨折,从医院回到家里,躺在床上。
这天下午,春祺安顿好妻子,说出去走走。他跌跌撞撞来到离家不远的一条圳边,这圳不深也不浅,水流不缓也不急,且有一些水草隐掩于水中,看上去带几分玄机。春祺无数次在这圳里摸过鱼,或者截流用瓢泼干圳里的水捉鱼。他想来这里碰碰运气,原先在这圳里曾捉到鳗鲡,据说这鳗鲡可以使伤口不留疤痕。他主要考虑妻子脸上的伤,缝了十几针,愈后留下一条大蜈蚣样的伤痕,妻子会很难过,女人很在乎自己的脸。
暮色四合,不见春祺回来,妻子勉强从床上爬起来,告之左邻右舍,立即几班人到周围寻找。结果在圳边的稻田里发现了春祺的尸体。乡村医生说,他接触了水,癫痫病发作,田里的水稻被他滚了一片。
乡亲们找到时,他扑在那里,将他翻转身,一条鳗鲡紧紧地被他压在胸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