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桐
年轻时候的母亲是秀美的、健康的。她腰身苗条,腰杆挺直;小巧的瓜子脸,丹凤眼,唇小而红润;爱笑,笑起来两只梨涡,眼睛眯成了两弯月亮。
那时母亲还在乡下,种田,种地,养鸡,养猪,起早摸黑,披星戴月,用勤劳的双手,帮拿着微薄薪水的工人父亲撑持着一个大家庭。可那时的我们是多么快乐呀!
那时乡下的夜晚经常停电,母亲忙完田里地里的活天已经黑透了,她点起不易被山风吹灭的电石灯让我掌着,给挑着猪食的她照亮去猪圈的路。放完猪食回屋,母亲将畚箕里白天新割的青草都扯出来倒在地上,加上没吃完储存着的南瓜或者红薯,叫我剁碎。就着昏暗的煤油灯,我操起刀开始剁碎这些为明早准备的猪食。剁好后,母亲又指挥我将大铁锅打七分满的水,将剁好的猪食一股脑倒进铁锅里。
铁锅就架在地灶上,地灶里烧着耦煤;用短小的圆木筒子将地灶的出风孔堵住,四周盖上煤灰,让细煤火将猪食慢慢熬上一晚,第二天一早起来就可以舀出来喂猪了。有时候母亲还会在猪食出锅时,往大锅里加上盐巴,她说猪最爱吃放上盐巴的食物了,而且这样猪长得快长得壮。
父亲到县城上班去了,在这样没有电的夜晚,我在剁猪草,二妹依偎在母亲膝下,母亲抱着三妹在跳跃的煤油灯下唱歌,声音清亮、悠扬、欢快,听着母亲深情而甜美的歌声,再多的活我都不觉得累,也不觉得苦,才七八岁的我,已经尝到了生活的艰辛,因为我是老大;如果说在这之前我是无忧无虑的,那么从八岁开始,我已模糊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我还要带好妹妹们,我是她们的榜样。
母亲常常忙得不记得回家做饭,记忆中,我和妹妹将剩饭拌上酱油就吃下肚了。当母亲记起匆匆回来做饭,端上桌的顶多也就两个菜,炒得最多的菜就是辣椒,另一盘有时是苤蓝,有时是莴苣或莴苣叶,有时是白菜或甜菜,大多是时令小菜。
等到过年的时候,就是家畜出栏的时候。母亲请当地的杀猪大师傅杀猪,杀了猪,她总会让大师傅选一大块最好的肉割下,煎,炸,煮;又炒了猪肝、猪心、猪大肠,熬了猪小肠黑豆汤,蒸上一大笼排骨,炖上香喷喷的猪头肉,请乡邻们大吃一顿。
在那个年代,在农村,能吃上一顿肉就是难得的享受,能吃上这样一顿丰盛的肉宴,简直是奢侈的享受!
母亲常说:“远亲不如近邻,乡里乡亲最相亲。”
母亲的勤劳、能干迎来了经济上的丰收,在农村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母亲为我们家捧回了勤劳致富“万元户”的奖牌。
母亲的善良、贤惠潜移默化地带动着孩子们,也赢得了乡邻由衷的尊敬,我们家还被评为村里的“五好文明家庭”。母亲把乡土和荣誉视为生命,这些都深深地渗进了我的血液里。
那时候我的奶奶还在世,但已经偏瘫在床十来年,一直都是我父母亲在照顾她。母亲的愿望是在县城购买一个门面,自己做点小生意,多少补贴点家用,单靠父亲一个人那一点工资,养这么大一个七口之家实在是捉襟见肘。
因为人口多,底子薄,没有本钱,尽管期盼了很多年,母亲想在县里买一间有门面的房子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就连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也没有实现。
有亲戚来探望父母亲,看到我们一大家子住在租住的四间平房里——两间卧室、一间餐室、一间小厨房;卧室当中有一间还是个过道屋,相当于一间小堂屋,也开了一张床兼做了卧室。亲戚看了不禁摇头叹息。
亲戚对母亲说:“再过五年,等孩子们长大了,就好了!”
也许吧!母亲微微笑着。
可是母亲一天天一年年地衰老了。不知什么时候,她的眼角有了第一条皱纹,她的发间有了第一丝白发,青春的光华和力气渐渐从她身上流失。过去的再也回不来了。欢乐与苦痛,安定与漂泊,我们最终会去向哪里?只有茫茫的星空可以回答我。
一直以来,母亲言传身教,要奋斗才有好生活;如今她无声地告诉我,生活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就这样承受吧——就这样承担,就这样享有。
是的,我们就这样相依为命,曾经我离不开母亲,现在母亲也离不开我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