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临近春节了！我想起已过世11年的父亲，如烟往事清澈而透明。

父亲与公安工作密不可分，70多年前，他从乡下老家来到株洲，参加党组织领导的地下情报工作，建国后在市政府任科员，25岁即任升格后的市公安局党组成员、秘书科长，后来做到局里的一把手。

父亲是湘潭人，一口土话，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干部不发制服，他个子不高，穿的是自己在商店扯的布，裁缝上门做的衣服，常年是晴天一双布鞋，雨天一双瓦口套鞋。小时候，我很羡慕周围邻居别人家的父亲，那些南下干部们的一口官话（普通话），衣着打扮有模有样的。而自己的父亲，外表看起来更像一个地道的农民。

父亲跟很多基层的同志是朋友，与他来往最密切的就数居委会主任、基层治保专干。当年的居委会主任不算干部，都是一些婆婆妈妈，上世纪70年代，我记得的操坪居委会的薛主任，堤升街居委会的赵主任，还有田心的唐主任等都是家里的常客，父亲对这些人格外亲热、尊重，他的底层人缘特别好，他常说：“公安局是做人的工作的，脱离了群众，什么事都难做成！”。

他对干部、民警，包括职工都一视同仁。当年局里食堂有一位年纪大的厨工彭大姐，父亲早上去食堂买馒头稀饭，每次碰到都会亲切地喊她一声：“彭大姐！” 进出卫门，他都会跟传达室的工作人员打招呼，下面的干警办案来家批材料，三九严寒无论多晚，他闻门而动迅速穿好衣服爬起来，及时审阅批复，从无怨言。

除夕，他把院里值班民警叫到家里来吃团圆饭，快到饭点了见人未到，他催促我：“你去刑侦队办公室喊一下XXX来吃饭！”

他下基层，无论是边远派出所，还是厂矿保卫科，大多数情况都是骑单车，带一个随员。那时局里已配了一台上海牌轿车，而他市内的工作出行，是绝对不坐汽车的。

他对基层派出所的工作尤为重视，有关户籍民警的工作调动，都必须报经他的同意，以确保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对基层民警健康尤其关心，有几位患大病的干部，他交代行政科负责的同志与大城市的医院联系治疗事宜，而他自己患心肺病多年，却连长沙的医院都没去过。他跟政治处负责人说，每个民警住院的情况都要告他知晓，便于探望与慰问。

那些年，市里发生大的抢险救灾，他都身临一线，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上世纪70年代末田心机车厂储油罐发生重大火灾，他指挥最前沿，为此还负了伤。

每年大年初一，他和党委一班人先到院子里挨家挨户拜年，然后是最边远的基层所队，武警中队，除了拜年并赠送电视机等慰问品。

调离公安局后，他有一次住院，很多基层队、所民警，厂矿保卫干部，武警干部战士去探望他。收审站的一位老民警提了一蛇皮袋苹果对他说：“你在位时虽然严厉批评过我，那是真正关心我。我从不敢给你送东西，这次我也是麻起胆子来的……” 那次他住院半个月，人们送的罐头堆了一病床，他留下两瓶喜欢吃的橘子罐头，其余叫市民政局的老伙计拿到收容所和孤儿院去了。

父亲调市里工作，组织上几次给他分配大房子，他都婉言谢绝了，一辈子住在公安局院子里几十平方米的小房子。

唉，想起父亲，我感觉往事并不如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