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字

□ 欧阳跃

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社会上把我们这一代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称之为被耽误的一代，这个定义十分贴切。我从小学到高中毕业（当时初中、高中都是两年制），正值文革十年（1966年至1976年），自然是被耽误甚至是被伤害的一代。

上世纪六十年代，为了扫除文盲，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国家大力兴办教育。每个大队办小学，每个公社办中学，三个公社办一所高中。学校多了，学生多了，可师资却严重匮乏，到处缺老师。于是，“民办教师”这一特殊称谓，或者叫特殊职业便应运而生。

我们大队唯一一个高中毕业生，被抽调到公社中心小学，大队学校只好把两个上过一年初中，一个小学毕业的“知识分子”请到学校教书。语文老师在教我们识字时说：其实识字不难，碰到不认识的只读一边基本不会错。于是我们就跟着他学会了“特朱（殊）”，学会了“压仰（抑）”“兵不血刀（刃）”“红丹丹（彤彤）”等等，现在都不记得了。毕业后，闹出的笑话可真不少。

1979年，我口袋里兜着高中文凭，怀揣一个将军梦去了军营。当兵第一年末，连里叫每个人写一份一年自我总结。总结交上去的第二天，指导员把我和另一个战友叫到连部，要我俩为连里年度立功受奖的几个人写事迹材料。村料要报到团里去，各连都十分重视，叫我俩不用参加训练和连里其他任何活动，三天时间专职写材料。我当时有点懵，就我这几个字的水平？我用疑惑的目光看着指导员。指导员说，全连就你俩的总结写得好，把这几份材料写好了我给你们嘉奖。

真有蜀中无大将的感觉，只好硬着头皮做一回廖化了。没曾想我这只鸭子还真爬上了架，分给我的两份材料，只用两天就写好了。诚惶诚恐将材料交给指导员，他什么话也没说便叫我回班里去。第二天连通信员告诉我，叫我到团宣传股去，宣传股陈干事找我。大脑努力搜索着近期活动轨迹，实在想不起到底犯了什么事。战战兢兢，冲着宣传股办公室关闭的大门，大喊一声“报告”，听到“进来”的回声后推门进去。意想不到的是陈干事的脸，比我们连长指导员成天黑着的脸好看多了。他笑着叫我坐，起身给我倒杯水。坐定后问了我一些基本情况，然后说：你写的材料很好，就是错别字太多，今后注意克服。

出来时，陈干事送给我一本《新华字典》，对我说：要多看书，多练笔。阅读和写作是提高写作水平的唯一途径。并告诉我阅读和写作时，碰到不认识和不会写的字千万别敷衍放过，及时查字典。

照此方法，看书时，总把陈干事送给我的字典放在旁边。此法还真管用，消灭错别字的速度非常之快。从此以后，我迷上了阅读，当兵五年，团阅览室的中外文学书籍几乎读了个遍。当然，那时阅览室的书是十分有限的。书读得多了，读着读着就手痒想写。几年时间，先后在军区《战友报》、驻地的报纸上发表小豆腐块。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通过长期读书学字，丰富了知识，充实了自我。在得到一定收获的同时，更享受到了学习的无穷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