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防教育惩戒权成为 教师难以承受之重

□ 蒋 蠡

9月1日起实施的《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明确赋予了教师惩戒权。学生犯错后，教师可不可以惩戒？如何惩戒？“教师教育惩戒权”这个讨论已久的话题，再次引起大家热议。（详见本报9月1日A05版）

有关部门欲立法赋予教师教育惩戒权，一时论者纷纷，自然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而在教师内部，则普遍持欢迎态度，甚至有久旱望甘霖之感，以为立法之后，诸多教育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然而，立法赋予教师惩戒权后，教师就真的获得了尚方宝剑，可以上克“熊家长”，下伏“熊孩子”了吗？不如让我们先依据常情常理来推理一下，立法之后，可能会发生什么。

首先要明确的是，教育惩戒权是一种权力，具有不可转让性、与相对人地位的不对等性、直接强制性等性质，内容法定、主体法定、程序法定是权力运行的三个基本方面。通俗地说，现在业已事实上存在的教育惩戒，教师可以根据情况实施或者不实施，但一旦成为法定权力，就不可放弃，必须行使，不行使就是失职，如此一来，不难预料的是，将有很多老师无意中陷入“渎职”的境地，如果无人问责，则法将不法，如果问责，则不知有多少老师将成为“待罪之身”，这种状况，想想都会觉得荒唐。

其次，权力的行使，必然伴随着外部监督与救济程序。很多人只看到立法赋权之后教师的惩戒行为有了法律撑腰，似乎只要惩戒“合法”就没人可以说什么了，以往难缠的“熊家长”也将就此销声匿迹，殊不知对于这种类似行政权的权力，家长一样可以援引法律质疑其行使是否必要、是否适当、是否符合比例原则，教师因承担不起“滥权”之责而不得不“自证清白”，一旦启动这个程序，即使最终证明惩戒并无不当，教师的身心损耗是难以衡量的。而这样的事情只要发生若干起，就足以产生寒蝉效应，使得教师惮于行使法定职责，而不行使又会“渎职”，最终陷入进退两难的怪圈。

赋予教师惩戒权，表面来看，教师的权力大了，但实际上却是把教师推上了家校、师生矛盾的风口浪尖，所要承担的责任也更大了，在实际执行中，甚至可能超出教师所能承担的极限，想象中的尚方宝剑，很有可能变成高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可以说，将教师目前已经事实上拥有的、由文化传统所赋予的非正式惩戒权，改为法定的惩戒权，未必能解决想要解决的问题，未必对老师开展教学管理工作更有裨益，倒可能成为教师难以承受之重，因此其推出不可不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