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我家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农民。1950年,我5岁时,农村土改,晚上见农民们举着灯笼火把敲锣打鼓,庆祝斗地主分田地的场景,我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我的兴高采烈,不完全缘于小孩子的看热闹,而是有从此翻身做主人的朦胧的喜悦。那年,我家不仅分到了地主的六亩农田、三分菜地、一口水塘和一块山地,还分到了一间瓦屋一间茅屋,和锄头耙头扁担等种种农具。翻身做主人的感觉真好。
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有了,在全家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时,父亲却病倒了,患了痨病,不能下地种田。无米下锅,家里生活很困难。因无钱治病,父亲的病越来越重,只好终日躺在床上,在我八岁那年,他丢下母亲和我及三个妹妹一家五口,去了另一个世界。没过几个月,大妹患伤寒,贫病交加无钱医治,也走了。
家庭生活的重担全落在母亲一个女人身上,苦不堪言。一天晚上,母亲忽然小声问我,给我找个爸爸好不好?我连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母亲告诉我,他是乡政府一位好心干部介绍的,他的一只眼睛在战场上被国民党军队打瞎了,从部队转业回来后担任区里的领导,也姓方。1954年,母亲与他结婚了,他便成了我的继父。
继父每月有固定的薪金,他用他全部的收入承担着家里的所有开支。当时,在我眼里,继父在枪林弹雨中与敌人打仗,他就是人民军队的化身。他担任区政府领导,就是国家的代表,是国家派他来帮助我们一家的。他像一根擎天柱,给我们撑起了将要塌下来的天,不仅让我重新得到本已失去的父爱,而且从此,我们全家就再没有为吃饭穿衣上学发愁过。在母亲、我和妹妹相继参加工作后全家生活更是越过越好。
我们第二次翻身得解放,通过继父我又一次深深感觉到了国家对我们的大爱。
特殊时期,继父被错误处理,我们也因为受牵连。幸运的是,后来继父被平反昭雪,他的政治生命得到拯救。我也不再是黑帮子女,恢复自由了,能抬头挺胸走路了。第三次获得解放,我再一次切身感觉到了国家对我们的大爱。
国家用政策和法律爱护着我们。如果没有这种爱护,听任造反派任胡作非为,当时只有20多岁的我可就真的完了!
饮水思源,每每想到国家这样爱我时,我就认为,应懂得感恩为国家有所贡献。于是,我读书看报,提高觉悟。学雷锋,助人为乐。学本领,增长才干。工作努力,不怕脏累。要求进步,向党组织靠拢。我的表现便一直得到同事和领导的好评。为及时完成任务,我不计报酬,常常加班到深夜一两点。公司根据我的表现,给我评先,给我两次分新房,给我评上经济师职称,给我多升了一级半工资。
国家的大爱,就像一棵大树。它不仅惠及于我,也惠及更多的人。我老家地处穷乡僻壤,交通闭塞。晚上大都是用一只碗盛着茶油或桐油点着,两步之外就看不见什么了。能用上煤油灯,就不错了。读小学时我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看书做作业,久而久之眼睛便成了近视。想照相寄信,就得去二三十里外的小镇才能办。文艺演出,更是奢望。
如今,我的家乡早修了马路,四通八达,交通方便。家家还都建起了漂亮的小“洋楼”。想看戏,在家里只要一按遥控器,想看什么就能从电视里看到。做饭也不只用柴灶,还有电磁灶、微波炉和液化气灶可供选择了。与亲友联系,用智能手机,哪怕千里之外,一拨就通,真正实现了自古以来“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梦想。我所在的城市,政府致力改善民生,架桥、修路、通气、建公园等,无一不是大手笔,为的就是要让市民有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退休后,我每月有养老金,可按时足额领取,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这些年来,让我充分认识到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国家有难,老百姓的日子决不会好过。国家富强了,老百姓才会幸福。
(作者:方敬新 74岁 芦淞区江南世家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