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饭

□ 刘腊梅

入秋后，地里的红薯开始成熟了，但还没有熟透。母亲从地里拔了几个幼薯，拿回家放米饭里蒸了，红薯的甜香和大米的清香相融相乳，让人格外好胃口。但父母却不爱吃，童年对红薯的厌弃情绪还没有消除，每回他们说到那个被薯类主宰着食欲的年代，那口餐食的滋味穿过数十年时空，再一次让老人沟沟壑壑的脸庞起了波澜。我知道自己凭想象无法复制出那个餐餐充斥着薯味的年代，父辈对于红薯的爱恨情仇岂是“喜爱”或者“厌恶”这样简单的情感可以概括的？我没有与之一起患难过，感情便停留在平庸的味觉上，无法觉知它的珍稀或是廉价，以及它像女人一样伟大的给予人类的哺育。

九十年代，我的记忆开始清晰起来。那会儿，人们填肚子的主要是大米，包谷红薯成了畜牲们的主食，红薯的种植自然是四季农活儿中的重头戏。每年国庆节前后，红薯成熟，男人们负责挖掘，一丘一丘，一垅一垅，翻出泥土中掩埋的希望，女人和孩子负责分装，一筐一筐，一篓一篓，累积的是对于朴素日子实心实意的知足。浆汁丰富的红薯和些米糠菜叶，可以让畜牲们长一身好膘，哪户勤快人家种得多，年关便可以宰一头肥猪。红薯又间接改善了人们的胃口。

红薯在转换角色的过程中，同米饭争宠，花样吃法越来越多，不单是饱腹那样简单，还充斥着征服食物的欲望。我的奶奶就可以变出好多以红薯为主料的食物来，老人对于红薯一向情有独钟，即便在衣食无忧的晚年。除了各种红薯食品外，磨红薯粉是每年必做的。把洗净削皮的红薯挑到村里用机器打磨成流浆，洗净大瓦缸，将薯浆静置缸中，沉淀出粉质，滤去浊水，再把粉质一块块取出晾晒，干透后拿小坛封存，炒肉或是炒菜的时候取少量淀粉勾欠特别滑嫩。也可以和了炸豆腐干儿、老盐菜末儿、鲜鸡蛋液调成羹，撒上小葱花末，香死了。这种吃法仍然颇受现在人们的喜爱，大小宴席上都不失宠。人们喜欢的不仅是它的味道，更是对传统手工艺的缅怀与追寻……

我想，奶奶对于红薯娴熟的烹饪技术，不仅是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里因为生活所需，更是一种对于生活的执著，对于家人的挚爱，她总是想方设法加工简单乏味的红薯，培养家人与红薯的感情。老人早已离世，她对于食物忠实虔诚的态度，无论是薯类还是豆类，一直停留在我的记忆里。

在物质丰裕的今天，人们被白米细面儿山珍佳肴腻味了，倒返璞归真怀念起了当年的糙食，红薯成了餐饮界的宠儿，美食家们脑洞大开，各种吃法不胜枚举：拔丝儿红薯，清蒸小红薯，红薯窝窝头……吃法丰富，香煎、清蒸、油炸、水煮……烹饪多样，品种也被专家们培育出了一个大家族，紫心薯，白心薯，红心薯，黄金薯，粉香薯……保健专家们又赋予其养生防癌的功效，它便成了珍馐，与各大名菜登堂入室，跻身饮食名门，各种辅料的味道淡却了些许本来的薯味，让它们的身份隐晦起来，哪怕餐餐吃，也没人再说腻了。

秋气微凉，薯香依旧，无论是在艰苦的食味清寡的年月，还是在物质丰裕的今天，薯类与人类的关系早已根深蒂固、难解难分。无论历史的舞台怎样转换，人类的口味怎样变化，人们对于食物的依赖与宠幸从来如一，而且总是在岁月的流逝中返璞溯源。而我于红薯，终像故人般，尤其喜欢那碗红薯饭，原汁原味，带着旧年的悲喜，在我的记忆深处余味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