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的苏联岁月

骆晓会

李立三（1899－1967），我市醴陵人。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全国人民防空委员会秘书长，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因犯了“左倾”错误，他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并于1930年12月奉命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和检查”工作，一去就是15年。在这15年苏联岁月里，他工作沉浮不定，生活上有阳光、平静、和谐与幸福，也有阴霾、惊涛、陷阱和厄运。

奉命赴苏，接受改造

▲省级文保单位“李立三故居”

通讯员 王彦宏 摄

◀1939年11月，李立三出狱后与夫人李莎合影

通讯员 王彦宏 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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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曾公然蔑视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指责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情况”等，李立三从此开始不断作“深刻和诚恳的检讨”，如后来他在莫斯科郊区为中国培养干部的一所军事学院兼课，讲《立三路线》一课时，内容极其丰富具体，批判也极深刻，而学员当时并不知道教员就是李立三自己。

然而，他还是被认为是“一个很坏的布尔什维克”，责令他继续留在苏联，到共产国际所办的列宁学校学习和改造。特别是1935年，王明作为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到莫斯科后，没完没了地召开批判李立三和“立三路线”的会议。那几年，李立三在莫斯科过着“小媳妇”一样的生活。

但李立三仍然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并兼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对工作和学习充满热情。身处逆境的他一面接受批判，一面努力学习俄语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热情地完成组织上分配的工作。李立三曾被派到中亚靠近新疆的阿拉木图建立交通站，他先后两次派人与长征后的中共中央联系，还亲自编写密电码，几经曲折，最后终于在陕北找到了中共中央，并于1936年初夏恢复了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

跨国之情，永恒之爱

1935年秋，李立三被派到国际工人出版社翻译、出版中文版的马列著作和共产国际文件。

不久后，他又兼任在莫斯科组稿、编辑和排版的《救国时报》的实际主编，并负责起草了该报许多社论和其他重要文章。《救国时报》排版制成纸型后寄到巴黎，由吴玉章等人负责印刷成报向中国国内发行，它实际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与国内许多失去组织联系的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革命知识分子及广大民众联系的主要渠道。

在报社工作的日子里，他常常废寝忘食，工作到深夜，星期天不休息，甚至把难得的莫斯科大剧院的戏票让给别人。同时，作为报社负责人，自己艰苦奋斗、勤勤恳恳。但对同志却关怀备至，千方百计为下属生活上的困难奔走呼号，忙个不停。

在这些日子里，让李立三感到欣慰、幸福的是，他与俄罗斯姑娘李莎忠贞曲折的异国婚恋。

在李莎已经得悉这位未来的夫君就是那个“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仍然欣赏、同情并答应嫁给他时，身在异国他乡且当时许多人因其特殊身份不敢接近他的李立三，自然特别动情，也是莫大的安慰。1936年5月，李立三带着新婚妻子李莎，在黑海之滨的避暑胜地索契度过了难忘的蜜月。

走出冤狱，死里逃生

1935年7月，李立三曾作为中共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七大，抵制和挫败了王明企图召开中共临时代表大会选举自己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阴谋。但是，这也让王明对李立三更加怀恨在心。

1937年8月，李立三不慎将自己一只普通公文包丢失，不久又失而复得。这件事，康生当时也承认里面没有机密文件，但事后王明、康生却抓住不放，不断批判李立三“玩忽职守”“欺骗党组织”等等，苏联内务部也开始盯上李立三。

1938年2月，李立三被苏联内务部的人带走，并被宣布开除党籍，被指控为“托派”“日本特务”，从而在苏联过了21个月的铁窗生活。

李立三在监狱里受到了残酷的肉刑，但他不屈不挠，严词驳斥内务部对他的莫须有的指控。

1939年9月周恩来从延安抵达苏联养伤，向共产国际反映了王明所犯的错误，并着手解决王明、康生在苏联借肃反制造的迫害党内干部的冤假错案。经过周恩来的据理力争，苏联内务部审查组开始加紧李立三案件的结案进度，11月4日审查组将他叫去，宣读结案审查结论：解除监禁，予以释放。

阔别15年，终回祖国

李立三名字的由来

1899年11月18日，李立三诞生在醴陵县城郊的秀才李昌圭家，乳名叫凤生，上私塾时改名为隆郅。1919年，李隆郅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李隆郅回国，找到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不久，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派李隆郅到安源开辟工人运动。行前，分部主任毛泽东对他说：“你的名字难认又难写，建议你改一改。”李隆郅到安源后，就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能至。1923年4月，李能至调离安源后，到武汉任中共武汉区委书记，1925年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参加领导了“五卅”运动。

他之所以改名李立三，和邓中夏有很大关系。据他在自传中说：“我原叫李隆郅，这名字工人不容易认识。1924年11月左右，我与中夏同志去吴淞，在火车上，中夏又说我的名字不好写，改一个吧！改什么呢？刚好看见三个人立在火车门口，中夏就说叫立三吧。所以自此以后我的名字就改为李立三。”

李立三故居

李立三故居始建于19世纪80年代，占地2355平方米，坐落于醴陵福建围乡。大门石刻门额“李立三同志故居”的题字由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题写。1983年，故居被湖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维修旧址，并陈列出大量珍贵资料和实物。

目前，该故居是醴陵市首家国家3A景区，是醴陵重点打造的“四点一谷一片”景区之一，正在进行进一步的提质改造，力争进入国家4A级景区行列。

此后在苏联的日子里，李立三仍然没有被恢复党籍，后来他得到共产国际领导人曼努伊尔斯基的同情，才到国际工人出版社当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但他仍被当作“可疑分子”，在十月革命节、五一节不能去红场，不能参加庆祝游行。

可见，在苏联的15年，李立三是倒尽了霉。政治上寄人篱下和受尽折磨，哪能不“身在曹营心在汉”。即使在最欢乐的新婚蜜月中，望着“高加索的水光山色”哪能不引发他“对祖国、对家乡的思念”……

随着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北和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来，李立三“再也按捺不住回国的渴望”，一面托来苏联访问的郭沫若带信给中共中央，一面向苏共对外联络部提出申请，请求以党外知识分子的身份回国。但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中共七大已将他选为中央委员，这对李立三震动很大。

1945年8月，苏联对外联络部通知李立三，无条件批准他回国，还祝贺他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46年1月，李立三终于回到了阔别15年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