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家小妹

小妹与新中国同龄，今年七十岁。小妹与祖国一样经历了风风雨雨，经历了磨难；同时也收获了丰盛的成果与喜悦。

1949年小妹出生于上海，由于父亲属流动性的建筑单位，需要四处奔波，母亲随父亲带着我们五兄妹四海为家。解放初期的上海同全国一样，百废待兴，居民生活十分艰辛。当年，母亲带着我们五个孩子，加上父亲与外婆一共八口人，借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木制小阁楼里。十来岁的大哥，每晚用一块木板架在楼梯扶手很窄的拐角处。清晨起床后，大哥又将木板收起竖在墙边。

在上海日子虽说艰辛，小妹却有外婆宠着，偶尔会得到外婆给她一分钱的零花钱。这时，小妹就会拉着我，一起到弄堂口的饼店买饼子。饼店是一对北方夫妻开的，他们特别喜欢吾家小妹，每次小妹去买饼，他们都会逗她好一阵子，然后给一块大大的饼子，那饼的价值远远超过一分钱。

随着父亲的工作流动，母亲带着全家先后到过许多地方,武汉、长沙、株洲等地。株洲的家，虽然只有五十多个平方米，但在当时物资匮乏的年代，全家人都十分欣喜，非常满足。

五、六十年代共和国经历着各种困难与考验，但在母亲的带领与教育下，我们只有一个想法，祖国一定会富起来，强起来的，我们要与国家一起分担困难，共度难关。无论家中生活如何艰苦，好强的母亲从不抱怨，而是带着我们勤奋地劳动和学习，母亲以行动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母亲积极地参加居委会的各项工作，她的优秀事迹和工作相片还登上了报纸。在母亲的影响下，小妹年纪虽小，但也和我们一样挖土种菜，种粮食，从不娇惯自己。六十年代，我们家种下的粮食，当年收获了近百斤，缓解了当时家中的口粮问题。

那个年代的学生，假期没有什么兴趣班和培训班，只知道一放假，就千方百计地去找活干，以此来赚点学费，减轻一点家中的经济负担。我记得六十年代初，一个高中男同学种植一天的树苗，才有八毛钱工资。当时株洲冶炼厂大烟筒下面的土方回填工作，便是株洲二公司职工子弟放假的劳动选项之一。当时，从株洲学堂冲到株洲清水塘坐公交车有十多站，只要一角二分钱的车费。早上，有单位的便车可乘，下班后为了省点钱，小妹同我们一起，经常步行回家，但是好强的小妹从不叫苦，坚持着和大家一起走回家。

小妹一九六七年参加了工作，比我早一年，她第一次拿到十几块钱工资后，马上就给我买了个小礼物，当时的高兴情景，我现在仍然记忆犹新。参加工作后的小妹，爱钻研，很快就成为单位的技术骨干。当公司转战涟钢时，需焊一大圆型贮气罐，由于焊接技术要求高，无论老少焊工都要通过严格的考试，平时苦练基本功的小妹，一次便拿到了上岗证，许多老师傅考了好多次才过关，但小妹从不以此而骄傲自满。后来，小妹调到株洲二十三冶有色冶金学校工作，仍得到学校老师与学生的好评。

小妹退休后在大连住，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有一间专属她的工作间。她家离女儿家只有几站公交车的路程，而她每次去女儿家几乎都是坐私家车去。我说小妹变懒了，她笑着对我说：“哥，你看！我们五兄妹家家都有私家车，如今再不是搞劳动赚学费的那个时代了。新时代里，我要留着脚劲到全世界走走看看！”小妹除了去女儿家带两孙儿外，其余时间她便沉浸在画画、弹钢琴、唱歌、跳舞、旅游之中。小妹擅长画山水国画，每次外出旅游，小妹行囊中总不能忘记带的是她的画画工具。小妹画的山水国画，受到邻里及同事的赞赏及行家的认可。

小妹说：“我出生在新中国并与共和国同龄，是我最大的幸运和幸福。虽然我不是画家，但我要用手中的画笔画出我心中最美的祖国，献给七十年华诞的新中国！”

（作者：查全鄂 73岁 石峰区南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