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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养儿防老，到企业包办一生，再到社会化养老……翻开退休证，这个小本本浓缩了鲁文华、张凤琼的人生故事。一“城”一“农”，两位中国大妈的40年，恰好历经了改革开放国家经济的发展、养老方式的变革。“当你老了，头发花白，睡意沉沉”，岁月的钟摆无人能够停止。有备而老，老有所依，是承载个体和社会幸福的基石。对于正在步入老龄化的中国社会，社保制度的“一举一动”牵动着个体生活“一呼一吸”。不断完善的社保制度，正滋养着普通百姓的日子幸福生长，馥郁芬芳。 ——题 记
退休证领回来，14年未翻开。
40年的变迁与激荡，25年的工作与奋斗……打开这本小小的职工退休证，北京退休工人鲁文华大妈的语调越来越激昂，不容打断：“我们那个年代……国家最后没亏待我们……我现在花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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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上世纪60年代，北京七一八联合厂，工人们下班的场景
②1982年，北京半步桥公园，退休老人遛早儿
③2018年9月，辽宁沈阳退休职工张能展示其在职时和退休后的个人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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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退休证与“三联单”
1978年11月25日，鲁文华的父亲领回一张绿色的职工退休证。同一天，鲁文华进入父亲工作了一辈子的北京电子管厂，成为灯丝焊接工。1952年，酒仙桥区域中部兴建起我国第一座现代化电子管企业——北京电子管厂（即国营774厂），成为新中国电子工业的摇篮。
鲁文华的父亲是该厂的第一批工人，老人最后以八级工的身份光荣退休。和当时所有的国营企业一样，北京电子管厂实行劳动保险制度，“包办就业、终身铁饭碗”,职工的个人福利与生老病死都由企业和国家负担。
鲁文华回忆：“我们中学毕业就努力工作建设国家，进了工厂，什么都不用操心，吃穿用乃至生老病死，一切厂里都管。”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前期，居民吃穿用等还是凭证凭票供应。粮食和食用油得拿着《城镇居民粮油供应证》买，日用品得拿着北京市居民购货证（俗称副食本）买。“在电子管厂当工人”是当时北京令人艳羡的工作。
鲁文华父亲的退休生活波澜不惊。当时城市待业青年多，但在退休前，他的1个女儿、3个儿子都在“上山下乡”之后被分配到北京市的工业企业，端上了当时最受青睐的“饭碗”——当工人。最小的女儿鲁文华也顺利接班进厂。
父亲生活在家属区，每个月去领工资，他的退休工资每月80多元，两个月的退休金可以买到当时的大件儿——一辆永久牌自行车。
慢慢地，退休金涨到了100多元，直到1997年涨到了600多元，从领现金，到打到存折上，到后来有了带芯片的银行卡。
红色退休证与大妈的广场舞
2004年4月，45岁的鲁文华拿到了一本红色的企业职工退休证。每年3月，她都看两会新闻，从2005年开始，她每年都能看到养老金上涨的好消息，当年10月，她都能如期拿到养老金的上涨部分。
从2004年的每月1100多元，经过14连涨，退休工人鲁文华现在每月养老金有4000元。“国家承认我们这一代人对社会的贡献。”鲁文华说。
如今，每天早上7点半，鲁文华都会去天坛公园附近跳广场舞，到9点钟左右，回家帮女儿带孩子。她还和当年酒仙桥中学的同学们约着一起去了好几次KTV唱歌。
鲁文华买了很多条五颜六色的丝巾，不久前参加老年厦门游时拍的照片色彩斑斓，她又翻出来厦门买的玉坠和蚕丝被，一共消费了2000多元。
广场舞、买理财、带孙子……这些构成了鲁文华这样的中国大妈的退休生活图景。
目前，全国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达到11.5亿人。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9.26亿人、13.5亿人、1.92亿人、2.31亿人、1.98亿人。我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养老保障网络、健康保障网络，参保率分别达到90%、95%。
中国大妈退休的生活无忧，证明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让广大百姓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过上了没有后顾之忧的日子。
2016年11月17日，在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第32届全球大会上，中国政府被授予“社会保障杰出成就奖”，成为世界上第二个获此殊荣的国家。
（摘自工人日报）
▲网络供图
“到社会上去退休”
要签劳动合同，要办社会保险，再也没有“三联单”……猝不及防地，“铁饭碗”打碎了，“到社会上去退休”,变化照进鲁文华的现实。
1978年5月,经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则批准，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和《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取代此前的劳动保险制度。
上世纪80年代初，逢年过节，鲁文华兄弟姐妹5个人都会回到电子管厂看望父母。这时，鲁家大哥从工人成长为企业管理者，最早捕捉到形势的变化，敏锐地提醒兄弟姐妹：“以后都要和企业签合同，到社会上去退休，到社会上去看病就医。”
1986年，家住西单的鲁文华为了照顾两岁的女儿，调到北京市百花蜂蜜厂工作。她并不知道，日后，这一年被称为“社保改革元年”。1986年4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提出了“社会保障”的概念。
3个月后,国务院颁布《国营企业试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国营企业将以劳动合同制取代计划经济时代的“铁饭碗”，同时规定合同制工人的退休养老实行社会统筹，并由企业和个人分担缴纳保险费。
1987年，年刚过完，厂子里开始通知鲁文华签订劳动合同，“那会儿倒是没引起什么波动，大家都没当回事儿，签了合同以后，大家没有感受到啥变化，干的还是原来的活儿，领的还是原来的工资，劳保也跟以前一样。”
这时候，鲁文华听说，很多人，有的还是国家干部，开始“下海经商”。对她来说，真正的变化要从1991年开始。
这一年，国务院下发《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就养老保险问题第一次作出重大决策，明确基本养老保险费实行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负担。
在北京，企业开始陆续为职工办理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手续。
这回，鲁文华知道了她退休时不再由企业发养老金，而是由社保发养老金，这叫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
1998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建立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
1997年，鲁文华父亲脑梗入院，开着熟悉的“三联单”去办的入院，花了1万多元医药费，他们先自付，后来，其中3000多元拿回企业从“三联单”也就是企业保险体系中报销，另外2000多元由医疗保险报销。
“那是最后一次有‘三联单’了，以后再也没有了，都改社保卡了。”鲁文华和家人都陆续办理了主要用于看病的社会保险卡。
有了社保的他们，看病后还是会回单位。医保门诊的起付线是1800元，他们每个季度会去单位，粘好单据，等待企业提交到社保部门去报销医药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