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的中秋前夕 “老三届”的他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

 

 

□ 记者 肖蓉

人物档案

姓名：彭任伟

年龄：66岁

简介：彭任伟是株洲1968年初中毕业的“老三届”，1969年初上山下乡。 他参加了1977年和1978年两届高考，1978年中秋节前夕，他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

“初中只读了一年，就因文化大革命中断了。改革开放后，我有幸第二次参加高考，最终顺利进入大学殿堂。”彭任伟捧着已泛黄的高考成绩通知书，不禁湿润了眼眶。这张1978年9月12日签发、珍藏了40年之久的通知书，仿佛一张穿越时空的船票，把他带回到那个动荡与激情的历史年代……

▲彭任伟在黄河壶口瀑布前留影 受访者供图

▲1978年中秋前夕，彭任伟收到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受访者供图

对话当事人

记者：1977年时，你的月收入已有45块钱，在同龄人中算高的，为什么还要选择高考呢？

彭任伟：有的人读书是为了改变命运，有的人读书是为了提高身价，我没有那些功利的考虑。文革期间书没读过瘾成了我心头的最大遗憾，所以当时参加高考，没抱任何功利思想，只为求知而读书，为丰富自己而读书。

记者：说说你当时的大学生活

彭任伟：我进入大学时已经超龄，因此更有紧迫感。那段时间感觉自己就像一块海绵，疯狂地在知识的海洋里汲取养分。早上图书馆还没开门，就排队等候抢座位；上完了本系的专业课，还去别的专业蹭课。那种感觉，就像饥肠辘辘后，饱餐筵宴；就像历经风雪后，沐浴暖阳，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时代背景

“老三届”是指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在校的1966届、1967届、1968届的初、高中学生。当时初、高中学生因文革造成在学校的堆积，到1968年出现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六届中学生同年毕业的奇景，造成了巨大的就业压力。因此，老三届离校后基本都下乡当了知青。

1977年9月，中国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中国由此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

招工回城

下乡当年的10月，彭任伟收到了招工通知，被分配到了湖南省第五工程公司（简称五公司，位于株洲市）当时，我国为加强战备准备打仗，正紧张地开展三线建设，把一些重工、军工企业由沿海向内地转移。湖南正地处小三线地区。彭任伟跟随单位到湘西的会同、沅陵等地搞基建。

基建工作一干就是9年，业余，读书看报成了他最大的爱好，甚至连赤脚医生手册、样板戏剧本都拿来读。这期间，看到有同事被组织推荐上工农兵大学，他试着自荐，可惜没有入选。不过，他还是找到了许多学习的机会。那些年运动多折腾多，评法批儒、评《水浒》、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他总是积极投入其中，从中学习了大量历史、古文、哲学等知识。

两战高考

1977年，恢复高考。这是我国唯一一次在11月份的高考。

“读书的机会又来啦！”正在岳阳工地工作的彭任伟看到这则消息时，离当年高考仅剩1个多月的时间。他满怀激动，按照就近原则，在岳阳报名。在没有任何复习资料的情况下，首次“裸考”失利了。

原以为机会一去不复返，没想到第二年政策再度放宽，一心想要读书的他决意再战。曾经的班主任史兆洲老师当时仍在田心铁中任教，特意给这位得意门生开了“后门“——帮他插入高三文科班上了20多天的补习课。

彭任伟自信满满地再次参加高考。中秋节前夕，他终于得到通知，被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录取。当晚，三五好友为他庆祝，大家品着月饼，对酒当歌。有数据显示，1978年高考共有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录取率只有6.5%。

大学毕业后，彭任伟走上了三尺讲台，成为一名中学历史老师。后又调到五公司机关，主持企业报《建筑工人报》的编务工作。《建筑工人报》的巅峰时期，就是他主持的那三年里。

初中“被毕业”

彭任伟从小在株洲田心长大，小学是班上名列前三的学霸，1965年秋进入田心铁中（现九方中学）。初一还没有读完，就被文革卷入了历史的狂澜，被迫中断了学业。此时彭任伟对知识的渴求，就像是在满桌美味佳肴前，刚扒了一口就被夺去了碗筷，意犹未尽。

随后，彭任伟和同学们有时赋闲在家，有时跟随文革队伍奔走东西。1968年初学校复课闹革命，又断断续续读了一点书。1968年12月，随着上山下乡的高潮到来，这批连物理、化学课程都没有接触过的懵懂学子，就被宣布初中毕业了。“毕业时没有任何仪式，没有毕业证，甚至连毕业照都没有。”彭任伟说，仿佛一切都在文革大批判的黑云翻滚中湮没了。

下乡当知青

1968年11月，广播里传来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全国各地初中、高中66、67、68三届毕业生几乎一夜之间就转变成了下乡知青。他成为了全国1600多万名下乡知青中的一员，和其他4名同学组成集体户，插队落户到浏阳县沙市公社。

正值1969年春节期间，初来乍到的彭任伟留在农村过年。“那年正月里，我都没开过火，村民们争着拉我去他们家吃饭，没去人家还不高兴”。在那个寒冷的冬季，村民的淳朴和热情让身在异乡的彭任伟倍感温暖。

然而，开春的首场劳作，就给了这些知青们一个下马威。“3月里，水还冰冷刺骨，我们就打着赤脚下田干活。”彭任伟说，他其实备有套鞋，但是村民们都打着赤脚，他也没好意思拿出来穿，双脚冻得先是刺痛后是麻木，但也得咬着牙坚持。在农村，他们一天少则劳作六七个小时，农忙时要干上十多个小时。

当时出工实行工分制，壮劳力一天10分，妇女8分，知青6分。感受到村民们的关照，也不想被看扁了，彭任伟和知青们跟着农民春耕秋收，修公路、修水库……逐渐也练出了一身腱子肉。

生活上的苦算不了什么，彭任伟真正痛苦的是文化知识的不足。他总是觉得自己配不上知识青年的称呼，总是想再多读一点书。没有书读才是他最大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