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留日潮”中的那些醴陵学子

1896年，清政府选派了13名学生留学日本。此后，东渡日本留学人数逐年上升，到1903年时已数以千计。始终络绎于东洋道上的船只，在世界留学运动史也可谓是空前壮观。

留日学生中不少是醴陵籍，他们学成归国后，在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期间作出了贡献，促进了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

▲《洞庭波》第一期

▲王芃生

▲宁调元

办学校，兴实业

明治维新后，日本非常重视教育的全民普及，学生入学率一般在 95℅以上。湖南在日留学生更是指出：“日本学校之多如中国之洋烟馆；其学生之众，如我国之烟瘾者。”

受此影响，醴陵人文俊铎留学回国后，与熊希龄创办湖南官立瓷业学堂于姜湾，招了学生数百人。不久，文俊铎又与宁调元等将渌江高等小学堂改办为渌江中学堂。

1906年，文俊铎又开办了速成师范学堂于明伦堂，招了一个班级的学生，这也成了醴陵师范教育的开端。1912年，文俊铎创办教员养成所，从全县私塾教师及在乡知识分子中选拔600人入学，一年后毕业分赴各地任教，让全县城乡小学增加200余所，让醴陵学生数量大幅增加。

此外，文俊铎与熊希龄还创办了湖南瓷业公司，聘请技师，引进部分技术设备。熊希龄任公司总理监。

事实上，当年留学日本的醴陵籍学生大多出生地主、富商家庭，他们回国后兴办实业，带动了醴陵工业的发展。

掀起留日潮

辛亥革命前，地处内陆的湖南，兴起留日风潮，满怀热情的湘籍学子纷纷负笈东渡。

光绪三十年（1904 年）全国留日学生3000余人，湖南者800 余人，占全国四分之一，其中来自醴陵、长沙、新化籍的学生最多。当时的留日学生中，有详细资料记载的醴陵籍学生就达到了数十人。

究其原因，甲午战败带来的国耻和国辱，激起湖南士绅强烈的民族危机感，意图仿日维新变法。

1903年新学制颁布后，自费留日学生年年增加。当时醴陵经济发展较好，为自费留日提供了经济基础。留日潮下，当地稍有经济能力的家庭，很多都会让家中青年前往日本留学。

醴陵还有这些著名留日者

张汉英：1904年夏公费赴日本东京实践女校学习，后加入同盟会。回醴陵后，她首创女子学堂并兼任校长。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参议院制订《临时约法》，张汉英提议将女子参政权载入，遭参议员中守旧人士反对。张汉英据理力争语惊四座，议案得以通过。她创办的《女权日报》，是湖南最早的妇女报纸。

杨卓林：曾东渡日本学习，后由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萍浏醴起义失败后，杨卓林策划暗杀两江总督端方，事泄被捕。端方亲自审讯，杨卓林怒而掀翻案桌，慨然道：我志不遂，死耳，天下岂有畏死杨卓林耶！1907年3月20日，杨卓林在南京英勇就义。

李发群：1906年入日本东京弘文学院理化专科学习，后入同盟会，随杨卓林暗杀两江总督端方，结果失败被捕入狱。“二次革命”爆发后，李发群随黄兴至南京，任江苏省民政司长，后在张勋攻陷南京时遇害。

（记者 赵露）

办报反封建专制

20世纪初，湖南大批留日学生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他们先后在日本创办刊物，激烈反对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和丧权辱国的行径。

《洞庭波》为留日的醴陵籍学生傅熊湘和宁调元创办，后改名《汉帜》出版，其言论激烈，虽然持续的时间不长，但通过秘密的渠道传入湖南时，人们争相传阅。醴陵市志（民国版）记录下了这一情景：“凡粗解文字者, 莫不以先睹为快, 豆棚瓜架, 引为谈资。数百里风气之顿变, 虽穷乡僻壤之氓, 咸了然于革命之不可一日缓矣。”

傅熊湘回国后，与胡适、丁洪海等编辑《兢业旬报》，宣传推翻帝制。1910年，他在苏州与张默君编辑江苏《大汉报》，1911年回到湖南，主编《长沙日报》，1916年因抨击北洋军阀，报馆被毁。

宁调元回国后则主编了《帝国日报》，1912年初在上海参加民社，创办《民声日报》，长期在报上“讨袁”。1913年8月，袁世凯下令将宁调元“在鄂就近讯明，按法惩办”。9月，宁调元以“内乱罪”被杀害于武昌抱冰堂，年仅30岁，后归葬醴陵西山。

由“师日”到“抗日”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从1895年到1915年，尽管只有短短的二十年，醴陵留日学生对日观念经历了巨大转折，即由“师日”到“抗日”。

在抗日战场，曾经留学日本的醴陵籍将领有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李明灏、刘斐、张翼鹏以及国民革命军少将刘岳厚等。其中，程潜、李明灏、刘斐、张翼鹏均毕业于日本的军事院校。

在日本留学时，程潜结识黄兴、宋教仁、李烈钧等人，辛亥革命爆发后，程潜到武昌助黄兴指挥炮兵反攻汉口。1915年，袁世凯称帝后，程潜赴云南参加护国战争，到湖南召集其旧部反袁，被推举为护国湘军总司令。1949年，程潜和醴陵同乡陈明仁率湖南保安部队及国民党第一兵团全体官兵在长沙起义，让长沙城免于战火。

李明灏则一直不赞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九一八”事变后，李明灏给我党地下组织提供重要情报、文件和地图，并要求去中央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中央军校成都分校主任任觉伍准备密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400多人，李明灏还设法保护了这批革命力量。

醴陵北乡人王芃生则是当时外交界兴起的一颗“明星”。在日本留学时，王芃生就起草了《华盛顿会议之预测与中国应有之准备纲目》的长篇论著。1922年，日本同中国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规定恢复中国对山东的主权，归还胶济铁路，其中的资料大多为王芃生收集。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王芃生应蒋介石之命，组建“国际问题研究所”，主要开展对日情报工作。“国际问题研究所”广泛收集情报，剖析国际形势，对德军进犯苏联、日本偷袭珍珠港及日本投降等重大事件，均在事先作出了准确的判断。王芃生成为驰名中外的研究日本问题的权威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