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为什么这么牛

▲西南联大部分教授合影

近日，西南联合大学建校80周年纪念活动，在北大举行。包括杨振宁在内的诸多联大校友到场致辞。

联大诞生于抗战烽火之中，仅存在八年。8000多名毕业生中，产生2位诺贝尔奖得主、174位两院院士和100多位人文学者。

取得如此成就，除管理制度科学与师资力量一流外，也得益于战时的教育政策。

不吝啬对师生的补助

国民政府战前主要财政来源为关税、盐税和统税。东南大片领土的沦陷，收入锐减；加之军事费用大幅提高，被迫压缩教育经费。战前，国民政府的教育经费投入占全年预算的5.5%，战争期间只剩下1.5%~2%。

按照《国难时期各项支持紧缩办法》的规定，拨给各国立大学的经费，减少至原来的七成，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也不例外。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教育部拨给西南联大的常规经费，连年上涨。1938年不过26万元，1940年增长至138万元，1943年为945.6万元，1945年达到2000多万元。

为帮助各内迁高校恢复教学，临时增拨经费成为常态。西南联大也不例外。比如，1939年7月物价上涨，教育部增拨经费3万元；1940年8月搬迁需要，教育部拨款4万元；1941年10月联大遭到空袭，教育部发放5万元被炸救济费；1943年全年，教育部共计增拨了315万元。

此外，西南联大还有部分经费来自美英退还的庚款、社会捐助及银行借贷。

不止学校有固定和临时拨款，在校师生还有生活补助。当时的教育部制定了《设置专科以上学校教员奖助金办法》，对学者们的研究报告、专科译著实施奖励、发放补助。比如，1943年5~12月，教育部为西南联大部分教授发放“奖助金”，闻一多、朱自清等12人得到600元，杨武之、郑天挺等获得500元，另外还有15人获得200元。1944年11月，教育部又给家庭困难的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汤用彤等27人各发放1万元研究补助费。

而为保障来自沦陷区的学生就学，教育部自1938年起向经济困难的学生发放全额、半额两种贷金。

1943年起，教育部实行公费制。分甲、乙两种公费生，甲种免学费、膳食费，还能获得其他补助；乙种仅免膳食费。按照战时“对所需各项建设人才的缓急程度”，教育部规定：

国立、省立专科以上学校师范、医、药、工各院系学生，全部为甲种公费生；80%的理科院系学生，60%的农科院系学生，40%的文、法、商等院系学生，可成为乙种公费生。对于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新生，70%的医、药、工各院系，50%的理、农各院系学生，有资格成为乙种公费生。

由此亦可见，当时对工科、理科的重视，远在文科之上。

依靠上述贷金及公费，西南联大的学生们，得以在艰难的时局里吃饱饭。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后来回忆：

“（除来自沦陷区的学生外）非战区学生，因家庭不胜负担，也几乎都得了贷金和公费。此项支出费用浩大，几乎超出全体教育文化经费二分之一……据统计，战时由中学以至大专学校毕业全赖国家贷金或公费完成学业者，共达十二万八千余人之多。”“这一笔庞大费用在国家财务支出上仅次于军费。”

不破坏正常的教育体系

抗战爆发后，各界围绕战时教育问题，有过诸多讨论。

有人主张战时应暂停大学教育或增设军事课程，一切为抗战服务。大多数人的共识，则是维持原有教育体系。

如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认为，“不但大学不能停办，就是义务教育也不能停办……文化是民族的生命，民族的生命不能中断，所以文化也不能中断。”后来挂名西南联大校务委员的胡适也多次说，“国家教育，似仍宜为国家打长久算盘，注重国家的基本需要，不必亟亟图谋适应眼前的需要。”“国防教育，非特殊而是常态的教育”。

受此种舆论氛围影响，蒋介石在1939年就教育问题发表训词，强调：

“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就丢却了基本。”“（抗战）一方面是争取生存，一方面就是要在此时期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看到战后”。

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后，也重申：

“国防之内涵，并不限于狭义之军事教育，各级学校之课程不为必须培养之基本知识，即为所由早就之专门技能，均各有其充实国力之意义”。

至此，“战时应作平时看”成为国民政府战时教育政策。

自1937年至1945年，中国的大专院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从战前的108所增加到145所，在校学生总数也多了一倍，很多学校建起了研究所。时人评价，大后方“这七年间的科学进步与贡献，比起过去三十年来，在质在量皆有增无减”。

不放松对师生的考核

“战时应作平时看”不仅仅是指继续维持高校师生的待遇，也包括不放松对高校师生的考核。

1940年颁布的《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格审查暂行规程》，规定了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的聘任资格。统计显示，1941~1948年，教育部审议委员会共审查合格教授2685人、副教授1260人、讲师2068人。

西南联大虽然反对由教育部审查大学教师资格，但也成立了自己的聘任委员会，聘请冯友兰、吴有训、陈序经等知名教授为委员。

联大对教师的考核，较之教育部更为严格。据统计，在179名正副教授中，“九十七位留美，三十八位留欧陆；十八位留英；三位留日，廿三位未留学。三位常务委员两位是留美一位未留学，五位院长全为美国博士，廿六位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及两位留欧陆，三位留英外，皆为留美”。

战时对于学生入学、毕业的考核，也同样严格。

1938~1940年，国立高校曾举行过三次统考。第一次统考因时间太紧，只规定了大纲，然后由各考区分别命题。西南联大所在的昆明考区，由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胡适等18人组成“招生委员会”，张奚若、朱自清、华罗庚、吴大猷等分别负责公民、国文、数学、物理等课程的命题。这一年共有11119人参加考试，录取5460人，其中西南联大录取了661人。1941年停止统考，西南联大实行自主招生，规定新生要经过英文等7门初试，进校后再通过“甄别考”，才能正式入学。

学生毕业同样不易。教育部1940年出台规定，要求各高校实行“毕业总考制”，学生“除最后一学期所学的课程外，须通过二三年级所习之专门主要科目三种以上”，才能毕业。农、工、商三科学生还要出示课外实习证明。这对毕业生质量是一个重要保证。西南联大的左翼学生组织，曾发起“反总考委员会”，对抗上述规定，但没有成功。

综上。仅存在了8年的西南联大，在80年后仍是今人缅怀的对象，实非幸至。 （本报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