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江惨案” 烈士罗梓铭：

今天是我国第四个烈士纪念日，离世已两年的株洲人罗吉林，生前花了几十年时间，去收集、完善“平江惨案”事件的史料。

罗吉林是“平江惨案”六烈士之一罗梓铭的儿子，离世前他叮嘱儿子罗勇接手这个未完成的愿望，“只有不忘历史，方知和平珍贵......”

▲烈士公墓

▲平江惨案纪念大会现场

▲罗梓铭

参加革命

平江被捕

儿子刚出生，他就匆忙离开 与妻儿一别便是七年

1907年，罗梓铭出生于浏阳县淳口乡张家村。因家里穷，他只读过四个月私塾，便到一家裁缝铺当学徒，16岁时便已出师，拎着工具篮子走家串户，在乡里有了“细裁缝”的名头。

叶挺独立团开进浏阳后，罗梓铭参加了工人纠察队。1927年5月，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制造了马日事变，浏阳县城发动各行业工会举行声讨大会。罗梓铭代表缝纫工会发言，义愤填膺地控诉了许克祥屠杀工农的罪行。随着湖南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罗梓铭随队转移到江西铜鼓，后编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军沿罗霄山脉向南进军，罗梓铭在东门战斗时染上了疟疾，全身发冷颤抖，连枪都端不稳，此后又连续几天奔波，风餐露宿，病情加剧，无法随军行动，在万载县桐木被留下休养。

同年冬，罗梓铭一家因参加革命，遭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父亲罗保成离乡躲避，病死在湘赣边界的深山里。大哥罗云汉和大嫂迁到白沙镇以开饭馆作掩护，为地下党递送情报、转运物资，后来被“清乡”队残杀。二哥罗铭贵投奔红军，后来光荣牺牲。由黄卿和易加生介绍，罗梓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9年初，罗梓铭协助县委特派员徐洪在淳口建立党支部，重新播下革命的种子，着手在北区筹建苏维埃政权。1930年浏阳游击总队第一支队成立，当时，国民党军队在淳口玉皇殿筑起一座大炮楼，控制着通往苏区的要道。为了拔掉这颗钉子，罗梓铭带领区乡干部，协助徐洪和张正坤指挥的浏北游击队三打玉皇殿。由于前两次均没有得手，罗梓铭向徐洪建议用火攻，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搬来100多担柴草，把炮楼烧塌，两个排的守敌全部葬身火海。

罗吉林清楚地记得这一天是农历十月十四，因为自己就是在战斗时出生的。在依依不舍地看了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后，罗梓铭就匆忙离开，与妻儿一别便是七年。

余元日把他们吊起来拷打 又用烧红的铁铲往他们身上烙

“那一天是1939年6月12日，天气异常闷热，我戴着小军帽，穿上小新四军军装去上学，在镇上还摔了一跤弄脏了军装，只好回去换了另一套。我有两套军装，都是当过裁缝的父亲给我做的。”这天8岁的罗吉林出门上学后，再也没有见过父亲。

当天下午，国民党驻湘鄂边第27集团军总司令部根据蒋介石的秘密命令，派特务营的一个连，偷偷包围了新四军驻湖南平江县嘉义镇的通讯处。15时左右，特务营中尉张绍奇走进通讯处找到新四军参议涂正坤，谎称请他去商议合作抗日事宜，涂正坤赶了几天路，顾不上休息摇着一把蒲扇就跟随出去了。

“当时我公公的兄弟就住在通讯处隔壁，惨案发生时先看到涂正坤被枪杀在离通讯处几十米远的巷子口，然后吴渊被带出来杀害在附近的万寿宫……”如今新四军平江通讯处旧址管理处工作人员钟清玉说，她公公要子孙后代记住这一段历史。

罗梓铭感到事情有变，立即销毁了身边的文件，把通讯处的活动经费埋入邻居灶屋的火灰中。警卫班手头还有10余支枪，准备冲出去拼了。罗梓铭考虑到抗战大局，加上敌众我寡，便制止了他们，准备出去作说理斗争。

反动派特务连连长余元日带一群士兵冲进通讯处，将10余名干部、家属和警卫班八名战士扣押起来，在楼上楼下翻箱倒拒进行搜查，抢去所有通讯器材和武器。罗梓铭愤怒地抗议：“是谁指使你们干的？我们要向全国人民控告你们这种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罪行！”

在罗梓铭的抗议下，反动派特务释放了部分家属和战士，将罗梓铭、曾金声等4人捆绑，到后厅开始审问。

余元日命令手下人要罗梓铭等承认“扰乱后方，破坏抗战”，并威逼他们交出机密文件和党员名单。罗梓铭等人临危不惧，揭露顽固派的卑劣伎俩。余元日无计可施，把罗梓铭等吊起来拷打，又用烧红的铁铲往他们身上烙，烙得吱吱作响，直冒青烟。暴徒们折腾到半夜，然而得到的仍旧是严词痛斥。

▲新四军平江通讯处旧址

万人公祭

长征路上

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 万人公祭死难烈士大会

平江惨案发生后的第三天，黄耀南回到了嘉义镇，立即以新四军平江通讯处名义向上级发出了反映真相的《快邮代电》。《快邮代电》像雪片一样，从平江飞往全国各地，报章登载，社会震动，纷纷谴责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爱国志士的罪行。

1939年7月2日，周恩来两次通电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和第七战区司令部，向制造惨案的反动派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国民党当局严惩肇事凶手，并将事件真相昭告天下。7日，周恩来、叶剑英在重庆举行了追悼平江通讯处遇害烈士大会。

1939年8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万人公祭死难烈士大会，毛泽东作了《必须制裁反动派》的著名演说。中共中央的挽联为：在国难中惹起内讧，江河不洗古今憾；于身危时犹明大义，天地能知忠烈心。

解放后，罗吉林重返嘉义镇，找到了当年替“平江惨案“烈士收埋尸骨的一位老人。

这位姓涂的老人告诉罗吉林，当年埋罗梓铭时，曾经数了数他身上的伤口，除了30多处被刺伤口外，还有弹孔。罗吉林将父亲的遗骸送回了老家，安葬在山林中的一个向阳坡上。

如今，“平江惨案”中罗梓铭、曾金声等四人牺牲的地方，建了一座汉白玉纪念碑。在嘉义镇街上，原新四军平江通讯处旧址附近涂正坤、吴渊二人遇难的地方，也建了纪念碑。罗吉林在回忆录中写道：“父亲常说，愿为人民马前足，甘洒热血写春秋。”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壮烈牺牲

▲罗梓铭、曾金声等四人牺牲的地方，建了一座汉白玉纪念碑

延安生活

被任命为遵义县革委会主席 后担负筹集60万斤粮食的任务

1933年秋，大风卷着黑云，笼罩在中央苏区的上空，蒋介石开始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围剿”。由于反“围剿”失败，罗梓铭随中央纵队开始长征，担任第二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后来又调到干部团任军需主任。

遵义会议后，中华苏维埃政府任命罗梓铭为遵义县革委会主席，徐特立、毛泽民等分别担任教育委员和财务委员。罗梓铭组织了几个工作队，到城南回山乡发动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在遵义举行了上千人参加的扩兵大会。参加红军的人很多，一时领不到军装。罗梓铭做过裁缝，就教新兵们用缴获的国民党军服改做，还教大家缝制红军的八角帽，用红布剪成五星缀在上面。

中央纵队渡乌江时，他率干部团的军需干部赶在部队到来前，迅速向群众征集了一批门板和木料，保证了架桥的需要。随后，罗梓铭等又赶到金沙江边，在皎平渡设法弄到几条木船，保证了红军渡江的需要，甩开了国民党军队的追击。

渡江后，红军在黑水、芦花一边休整，一边筹集粮食，为过雪山草地作准备。罗梓铭被调到中央军委总供给部任政治部主任，担负筹集60万斤粮食的任务。他除了组织大批人员分赴产粮地筹粮外，还亲自带领几十名工作队员步行3天来到瓦布梁子深入发动藏胞。他们宣传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出布告、安民心，在藏胞的田地上插保护牌，对回家的藏胞发保护证，从而取得了藏胞的信任和拥护，完成了筹集粮食的任务。

惨案前夕

每喊一声“共产党万岁” 身后的特务就刺他们一刀

根据叛徒的告密，特务又继续抓捕罗吉林和他母亲，然而搜遍了街道和校园都没有找到他们母子。

“当时母亲洗衣服回来，通讯处门口药铺的涂老板赶忙把她叫进去，对国民党士兵说这是他女儿，刚洗衣服回来。涂老板藏好母亲后，又马上要儿媳到街口饭店去借米，其儿媳到达饭店，叮嘱饭店老板娘等我放学回家时，把我拦住藏在店中，后来才知道老板娘是我同学的母亲。”罗吉林说。

当晚，罗吉林母子被悄悄送到平江长寿街，在此藏了半个月，因叛徒出卖，两人又被地下党组织悄悄送回浏阳，这才脱离危险。

午夜12点，特务们将罗梓铭等4人押出嘉义镇。知道国民党特务要下毒手了，罗梓铭等4人一路上边走边大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万岁！”每喊一声，身后的特务就刺他们一刀。躲在民房中的嘉义群众张美秀看到了这一幕，心如刀割，嘴唇都咬出了血。

国民党特务如魔鬼一般，押着受了重伤的罗梓铭等4人往郊外走。在黑夜中，4人被推进了一个废弃的淘金洞活埋了。

为革命壮烈牺牲时，罗梓铭年仅32岁。

同志们劝他不要背那么重，他总是笑着回应：“冒事嘞，我劲儿大”

1937年初，罗梓铭被调到陕甘宁根据地担任三边特委书记，三边是沙漠地带，土地贫瘠，人烟稀少，生活十分艰苦。罗梓铭患有肺病，咳得厉害。可是特委人员少，他经常要熬夜，挤时间写材料和处理各县、区的工作。组织上见他病重，瘦得眼窝深陷，要给他单独开餐。他不同意，坚持和大家吃一样的饭菜。

花马池盐是三边一宝，可是由于运输问题无法解决，大量食盐运不出来，三边人民急需的棉布、粮食等生活用品也换不回来。罗梓铭不顾身体有病，经常帮战士抬担架，帮体弱的同志背枪炮。他有时一人扛上三四枝枪，拄着木棍艰难地行走，他咳得几乎直不起腰，有时咯血，他就悄悄擦干嘴边的血迹，咬牙拄着木棍艰难地行走。同志们笑他像个“骆驼”，劝他不要背那么重。罗梓铭总是笑着回应：“冒事嘞，我劲儿大。”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再次携手合作抵抗外敌。11月起，中共中央从陕甘宁边区机关、部队中陆续抽调张云逸、袁国平、罗梓铭等100多名干部，经过中央党校短期训练后派往南方工作，解决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干部不足的问题。

特委机关大部分人开始转移 他留下坚守，处理未完成的事务

在中央党校接受完培训后，罗梓铭从延安南下到了平江嘉义镇，接了妻儿与自己团聚。时隔7年之后，已满7岁的罗吉林，终于知道了父亲的长相。

罗梓铭以八路军总部少校副官的身份，在湘鄂赣老区向红军游击队传达国共合作抗日的新精神。罗吉林记得，父亲总在外面奔忙，极少与家人团聚，身体越来越消瘦。

1939年1月，罗梓铭接任湘鄂赣特委书记，但此时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原形毕露，原本欣欣向荣的抗日根据地，也渐渐变得暮云浓重。

1939年3月，国民党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平江反动势力越来越猖獗。一天晚上，湘鄂赣特委召开会议，罗梓铭发现两个人鬼鬼祟祟靠近窗户偷听，便让警卫员冲出去抓捕，开了两枪后却没有抓到人。

为防止国民党反动派突然袭击，特委机关和通讯处大部分人开始转移，到平江县城以经商为掩护继续开展工作。但当时一些事务未处理完，罗梓铭等人留下坚守，同时通讯处主任黄耀南外出公干没有回来，就等他一起撤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