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打点”声

老家在城郊。城郊人以种菜为生。偌大的垄口，近千亩菜地连成一片。集体化时，这里有七八个生产队，上千号人。其中有个叫郭家祠队的队长，为了便于大家统一下地、统一收工，在一处地势稍高的电杆上，挂上了一截长约70厘米、重达二、三十斤的废钢轨作为大钟。当地人称敲钟为“打点”。

“打点”的是一位年过花甲的老妇人，人称喜婆婆。生产队长之所以安排喜婆婆“打点”，一是因为她为人本分，做事认真，有责任心；二是她家离“打点”的地方比较近，直线距离不过200米。

根据队上的规定，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了大年初一或大暴雨天下不了地以外，每天上午两次、下午两次的“打点”雷打不动。年终时，生产队补助喜婆婆140个工时为报酬。按照当时的收入水平，每个工只有八毛钱。这样算起来，一年到头，只能挣到一百多块钱。但喜婆婆很知足，也很敬业。

队上给喜婆婆装备了两样行头，即一把锤子和一座闹钟。喜婆婆深知这两样行头的重要性。前者是要敲得响，听得见；而后者是要敲得准，不误事。每天吃完饭忙完那些七七八八的事后，喜婆婆就会守在闹钟前，看着闹钟的时针和分针静静地移动着。而时间一到，她就会准时出现在吊钟下 。随着“当当当”“当当当”的“打点”声，人们或扛锄下地，或收工回家。这时，喜婆婆的心里会有一股难以言说的成就感。

刚开始时，喜婆婆均能按时按点，从未出现过半点闪失。但不久后却闹过一次“乌龙”。当时生产队规定，下午收工时间为六点半。不晓得几个时辰，隔壁满伢子恶作剧，将喜婆婆的闹钟调快了半个小时，害得喜婆婆提前“打点”。见喜婆婆受到了队长的批评，满伢子良心过意不去，主动给喜婆婆赔了不是。有了那次的教训后，喜婆婆“打点”时更是格外用心。在接下来的十来年里，再冒出过一次错。

喜婆婆“打点“，为大家服务，她的付出受到了大家的尊重。但有时也难免成为别人的“出气筒”。每年农历七、八月间，是一年最热的时候。菜农们顶着近40度的高温劳作，身上都晒得脱皮。可以说，在此环璄下，每一分钟都是一种煎熬。大家都巴不得喜婆婆早点“打点”，早点收工。怎奈喜婆婆“一根筋”。哪怕时间还差一分钟，就别指望她“打点”。这时有人会诅咒喜婆婆“死不急”、“木脑壳”。诅咒声传到喜婆婆的耳里，喜婆婆一笑了之。

喜婆婆是个好人，心不贪，易知足。由于她“打点”的点位较高，声音传得远，几里路都听得到，相邻的几个生产队都“资源共享”，沾了她的光。有的提出，要给喜婆婆一点额外报酬。喜婆婆听了后婉言谢绝。她说，只要我做的事大家认账就心满意足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农村改革拉开序幕，农民开始一家一户分散经营。昔日电杆上的那座大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喜婆婆的“打点”生涯也划上了句号。一晃几十年过去。喜婆婆早已作古。她的那几根骨头也打得鼓了。早几天，在她的后人那里，我有幸见到了喜婆婆当年“打点”时的锤子：一根长约半尺的木柄，圆圆的，光光的，摸上去似乎还留有当年喜婆婆的余温；木柄的另一头，是一个有点锈迹的铁榔头，一头大、一头小，触碰时似乎还留有她当年“打点”时的余音。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昨天晚上，我忽然梦见喜婆婆手拿铁锤，在那若隐若现的电杆下，“当当当”地打点，声音依然是那样的熟悉、悦耳……。

（作者：晏伯承 64岁 荷塘区文化路天润天成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