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长征精神的株洲贡献
茶陵县湾里村红军广场。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谢慧 摄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此后，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红二、红六军团(后改编为红二方面军）先后进行长征。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在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
毛泽东同志在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指出：“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历时久、规模大、行程远、困难巨、影响广，为中外战争史上所仅见。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不朽的丰碑，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史诗，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它不仅锤炼了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军队，还培育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伟大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滋养，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时任红一军团参谋长、醴陵籍左权，时任红一团团长、渌口区籍杨得志，时任红四团团长、醴陵籍耿飚，时任红十七师师长、茶陵籍刘转连等一大批株洲红军将士，参加长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力克强敌，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血肉之躯，谱写了一曲曲革命赞歌。据不完全统计，长征中牺牲的株洲籍在册烈士有143名。
一、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是长征胜利的首要精神元素和精神支柱。在长征途中，面对艰难困苦时，红军战士讲得最多的话是“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面对国民党的围追堵截，面对严酷无情的自然环境，面对绝地断粮等生死考验，红军将士能够克服重重困难，战胜强大敌人，靠的就是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必胜信念。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没有牢不可破的理想信念，没有崇高理想信念的有力支撑，要取得长征胜利是不可想象的。株洲籍红军将士在长征中更是用双脚走出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远征，走出了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杨得志率红一团为先遣队，突破天险乌江、力克遵义、强渡大渡河、穿越毛儿盖，只要红军在危急生死存亡之际，红一团必创造奇迹，总能化险为夷，峰回路转。毛泽东同志对红一团在长征中的战功给予了高度评价：“红一团在这次大转移中是立了功的，你们一直走在我的前面。”周恩来在总结长征历程时，也盛赞红一团为“天下第一团”。杨得志被赞为“长征第一功”。
中央红军长征中，时任红四团团长、醴陵籍耿飚正患疟疾，发高烧、打寒战，仍然带领红军战士顽强战斗。在连续突破国民党三道封锁线后，红四团到达天堂圩。天堂圩有一位神医，十分和善，用汤药治好了官兵的感冒，给有骨伤的战士接骨疗伤。神医请耿飚住到自己的家里，虽然有绝方可以为耿飚治病，但毒性太大，恐有脱发之险，担心脱发毁容，连累寻不到堂客，断人香火。耿飚得知后拍着胸脯说：“不怕不怕！只要让我干革命，没有堂客也成！”
在险象环生的长征途中，新中国成立后被称为“挑夫将军”的茶陵籍龙开富，竭尽全力守护着毛泽东同志的书稿和文件。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同志对龙开富说，你再找几个人，把中央文件、材料都挑上。龙开富找了七八个人一起去背文件。长征中要爬雪山、过草地，很多时候挑着皮箩难以行走，龙开富就把毛泽东同志的书稿和文件打成一个包袱，背在身上。可是到了陕北，只剩下他和另外一个战士，其余的战士都牺牲了，很多文稿也丢失了，但他背着的毛泽东同志过去写的文稿，一样没有丢，全部带到了陕北。“命在文稿在！”就是这样的信念，支撑着龙开富挑着皮箩、背着文件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时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醴陵籍张子意，每天不管多忙，都要用笔写下长征日记，记载长征中的点点滴滴。日记集中体现了他们历经的千辛万苦，克服的无数困难。在1956年回忆长征时，张子意曾写道：“我们是踏着同志们的血迹前进的，我们是跨过同志们的尸体前进的；我们也时刻准备着：让同志们踏着自己的血迹前进，让同志们跨过自己的尸体前进。我要永远循着毛主席指引的长征道路前进！”
时任红十六师政委、渌口籍晏福生，在长征中被敌机炸断右臂。虽然后来躲过敌军追捕回到部队，但因右臂伤口感染而被截肢。当首长和战友们前来看望时，他坚定地说：“请首长和同志们放心，我一只胳膊照样闹革命！”伤口痊愈后，晏福生又投入战斗，并完成长征。
时任红六师师长、醴陵籍郭鹏，长征途中身受重伤需手术，当时部队没有麻药，也没有手术器械，只能找来一把刺刀、一把剪刀、一把陶质锉刀磨一磨代用。当郭鹏听到手术的困难后，坚定地回答说：“怕什么，我又不是头一次开刀！”经过手术，郭鹏体内的子弹终于被取了出来，但他的骨头被子弹打碎了，留下锯齿形的接口，必须将骨头锉平，再用刺刀刮干净，否则还会发炎、化脓。手术时只听得骨头咯咯作响，郭鹏疼得汗如雨下，但他咬紧牙关，硬是没有哼出一声，手术最终得以顺利完成。郭鹏被毛泽东同志夸赞为“红军中的关云长”。
二、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
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是长征精神的本质。面对百万敌军围追堵截，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红军不惧险阻，英勇向前。仅中央红军共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红军牺牲了营以上干部430余人，共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共经过14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里，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倒下，这些无不体现了红军将士英勇战斗、敢打敢冲、顽强拼搏、不怕牺牲、前仆后继、忘我献身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株洲籍红军将士群体在长征中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故事。
耿飚长征中带病坚持指挥战斗，在率领红四团渡过湘江后，组织觉山铺一线阻击战，开始从敌情通报中得知进攻他们阵地的敌军是3个团的兵力，后抓住俘虏一审，敌人起码有5个团，而且大批援军还在源源不断地开来。后来师部的通报传来新的情况，他们的当面之敌竟多达9个团。面对人数上差距巨大的客观事实，耿飚和战友们顽强抵抗，血战五天五夜，关键时刻耿飚持马刀带头至敌群进行肉搏，无数的战士们献出了生命。战斗结束后，他更是全身被血浆覆盖，血腥味令其干呕不止。后来，他才知道，他们顶住的是敌军整整15个团的兵力，最终掩护红军主力渡过湘江。
时任红十团参谋长、醴陵籍钟纬剑，在遵义战役中的老鸦山战斗中，和战士们担负守卫主峰阵地任务。战斗持续了五六个小时，仍呈胶着状态。激战中，红军弹药接济不上。生死关头，钟纬剑身先士卒，跨出战壕，扑向敌群。在他的率领下，战士们气势磅礴地冲出战壕，与敌人拼刺刀，正面搏杀，打得敌人节节败退。在乘胜追击时，钟纬剑腹部中弹，由于失血过多，壮烈牺牲，年仅28岁。
茶陵籍陈罗英是株洲唯一走完长征的女红军，被称为长征中的女铁人。年仅18岁的陈罗英随红六军团西征，一路上负责宣传和收容工作，既要挑担子，又要搀扶伤员。在一次连续急行军中，她挑一副担子疾走，冲破敌人的火力网后，发现任弼时夫人陈宗瑛带病行军，落在部队后面。陈罗英赶紧放下担子，连背带拖赶了10多里路，把陈宗瑛带出危险区，将她安然地送到红六军团指挥部，藏在她身上的密电码完好地保存下来，受到任弼时高度称赞。
三、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长征精神的特色。长征中，我们党依靠自身解决了党内问题，确保了党的正确领导，长征的胜利，是在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指导下实现的。长征路上，每一次对错误路线的纠正，都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结果。遵义会议在党和红军生死关头，保存了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纠正了“左”倾错误，确立以毛泽东同志等为代表的新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根本上扭转中国革命的危难局面。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随后，党中央和红军摆脱敌人的包围，争取到战略上的主动，并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活动，使党和红军能够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完成伟大的战略转移。株洲籍红军将士坚决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并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自觉行动。
时任红一军团参谋长、醴陵籍左权，参与指挥红一军团担任长征前卫，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协助指挥强渡乌江、进占遵义、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战役战斗。遵义会议期间，左权短暂主持红一军团军务。在听到遵义会议精神传达后，左权含着热泪对聂荣臻说：“中国革命有希望了！”并坚决支持新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过草地时，左权和同志们一起亲尝百草，找出30余种可食用的野草野蘑菇以作大部队充饥之用。在腊子口战斗中，左权亲临前沿阵地观察敌情，亲自指挥红四团经过一天一夜急行军，通过激战突破腊子口天险，为红军陕甘宁顺利会师立下大功。
1936年7月，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之后，醴陵籍张子意担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子意坚决拥护党中央的领导，拒绝散发张国焘的言论与小册子，竭力维持红军的团结，为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作出了积极贡献。
长征途中，张国焘搞分裂，危害党中央的安全，毛泽东同志被迫带领中央红军主力连夜仓促北上。时任军委干部团教员、醴陵籍宋时轮由于驻地分散，事先没有得到北上通知。第二天早上发现红军主力全部转移，他坚定不移地执行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立即避开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主动追赶中央红军。毛泽东同志见到他时说：“宋时轮，你来了，好!”
时任红二十二师政治部主任、茶陵籍刘道生，带领红六十四团在江西大庾阻击敌人，掩护中央纵队安全通过。但共产国际顾问李德指责师长周子昆和政委黄开湘临阵脱逃，执意要枪决他们。刘道生抱着对战友的爱护和对党的事业的赤胆忠心，冒着被撤职甚至杀头的危险，勇敢地站出来，实事求是反映实际情况，据理力争，才使师长和政委免遭杀身之祸，为革命保存了力量。
四、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
坚决维护革命队伍团结统一，是长征精神的突出特征。人民军队历来强调团结、维护统一，坚决反对山头主义、宗派主义。顾全大局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集体主义观念，严守纪律是共产党人必须遵守的政治规矩，紧密团结则是取得一切胜利的保证。长征中，红军将士更是以铁的纪律维护团结统一，无条件地坚持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使全党全军凝铸为具有统一意志的坚强战斗堡垒。各路红军虽然独立实行战略转移，但在争取革命胜利这个总棋盘上，都自觉坚持在大局下行动，密切配合、协同作战，最终取得长征胜利。株洲籍将士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讲大局、讲纪律，出色完成了各项任务。
时任黔东独立师师长、衡山籍（11岁到茶陵谋生，后落户于腰陂龙陂村，曾任茶陵独立团团长）王光泽，师政委、茶陵籍段苏权，率部策应红二、红六军团主力作战，作出巨大牺牲，部队伤亡惨重，分散突围中王光泽不幸被捕壮烈牺牲。年仅18岁的段苏权踝骨被打穿，一路乞讨，双脚行动不便时改用“屁股走路”，历经千辛万苦辗转回到茶陵，并最终从茶陵奔赴山西太原八路军办事处，找到了任弼时，重新归队。面对突然出现的段苏权，任弼时大吃一惊：“段苏权，我们已在方面军党代表会上给你开过追悼会了，原来你还活着。”
杨得志率红一团担任中央红军长征的开路先锋，部队到达四川冕宁县彝族地区，工兵连的枪械皆被彝族人夺去，连同志们的衣物也被扒光。但红军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严守党的纪律，保持极大的克制，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革命道理，促成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确保了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区。
1936年5月，左权任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不久即率部西征陕甘宁边境，取得曲子镇战斗的胜利。左权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对西北军和东北军坚持统战政策。红军对俘虏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大义，并发放路费，让其回家；对受伤的俘虏则疗伤敷药，请当地老乡用担架送回宁夏老家；俘获的人、枪、马，都原物退还。左权还两次写信给西北军马培清和东北军白凤翔，宣传一致抗日救国的道理。东北军深受感动，与红一军团签订了停战协定，促进了统一战线的形成。
红二、红六军团长征中，通讯大队工作报务员兼特派员、茶陵籍颜吉连，面对艰难转战中电台人员减少10多人的巨大困难，与其他剩下的战友还是咬紧牙关，生死相依、患难与共，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不仅完成了电台收发报任务，还把电台安全带到了陕北。对这段难忘的历史，颜吉连曾动情地说：“长征中，对我来讲，电台就是生命！”
五、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是长征精神的内核。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红军在长征途中打土豪、开仓放粮、救济贫苦群众，帮助穷苦人翻身解放，广大群众也把红军视为自己的子弟兵，视为穷人的队伍，把红军称为“菩萨兵”。红军坚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赢得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而人民群众也不惜用生命、财产、热情来拥戴红军。株洲籍将士坚持依靠人民群众，与人民群众患难与共，感人的故事不胜枚举，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关心支持过红军的群众，见证了军民鱼水深情。
时任红四十九团政委晏福生，率部随红六军团西征探路，途经永州双牌时，村民邓柱三为红军夜间带路，完成任务后，晏福生将一盏作战用的信号灯送给邓柱三，用以返家行路照明。邓柱三回到家后便将信号灯珍藏起来。这盏见证红军与百姓亲如一家的信号灯，被珍藏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时任中央红军干部团政治处技术书记、醴陵籍易锚，长征中跟着先头部队走在前头做群众工作。在经过湖南老山界一个小山村时，苗民受反动当局的蛊惑跑光了。仅有的一位女苗民见到易锚后误认为易锚是其儿子，热情地要易锚回家。易锚借机宣传红军的政治主张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苗族群众搞好关系,同时解决了红军的住房和粮食蔬菜问题。第二天红军离开该村,三位女苗民含泪相送到很远的地方。
1934年11月18日晚，为夺取湖南道县，耿飚率红四团到达道县潇水东岸水南村。连通两岸的唯一浮桥已被地方保安团破坏，红军无法过河。道县居民蔡如燕、黄玉祥、王志生，找来几名要好的街坊帮忙，冒着生命危险夜渡，帮助红军搭桥过河，迅速攻占了道县县城。耿飚、杨成武后来专门看望蔡如燕他们，向他们表示感谢。82年后的2016年，耿飚之女耿焱到道县“寻亲”蔡如燕后代，并留言：“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红军后代将永远牢记当年人民冒着生命危险为党和红军作出的牺牲和奉献。”
杨得志率红一团夺取安顺场后，为了强渡大渡河，积极做当地船工的工作，帅仕高等10多名船工冒死为红军撑船，红军成功攻占对岸敌军阵地。闻讯赶来帮助红军渡河的船工增至77人，经过7天7夜轮流交替、日夜不歇摆渡，最终将8000多名红军将士，送过了水流湍急的大渡河。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积极寻找帮助过红军的船工，为他们治病、解决生活困难。杨得志曾在北京接待韦崇德、龚万才两位船工，并满怀深情地对他们说，当年要是没有你们，我们过不了大渡河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伟大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滋养，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株洲人民将铭记红军丰功伟绩，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继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顽强拼搏、奋勇前进。
(撰稿单位：市委宣传部、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