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新兵生活

丁才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个人自愿参军征集兵员的政策。据1990年版《攸县志》军事篇载：“在1950、1951、1953年三年征集志愿兵运动中，攸县共征集志愿兵1585名。”本人有幸成为1953年最后一批志愿兵，顺利地跨入人民解放军这所大学校。

初次徒步百公里

70年前，我作为一名志愿参军的新兵，到县城集中报到。接兵部队对我们这批新兵除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政治思想教育外，还侧重进行了行军基本要求和从军纪律教育。简短培训后，我们即着手进行长途徒步行军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当时处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百废待兴，物资匮乏。我们虽然由普通老百姓成为了正规部队的一员，身份变了，但仍身着便装，光头赤脚，一身打扮与农民的装束毫无区别。行军出发前，部队首长宣布了新兵出发命令，我们从攸县县城出发，沿攸醴公路朝醴陵方向徒步前行，沿途列队欢送的人群欢呼声此起彼伏，场面热烈壮观。

解放初期的攸醴公路，全是沙石路面。出发时每人领取了一双草鞋，第一天穿在脚上走到网岭时，鞋底穿孔无法再用，大部分新兵只好光着脚板步行。一百多公里路程，日行夜宿，不少新兵脚皮磨破，甚至流了血。尽管疲惫不堪，仍然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没有叫苦喊累，终于顺利地到达了醴陵县（今醴陵市）一个名叫袁木岭的偏僻山村。

晨兴夜寐苦练兵

到达袁木岭后，我们入列为中南军区暂编第十九团，团部驻醴陵县城。新兵训练营地在县城西南边的袁木岭，离醴陵县城约10公里，是一处废弃的矿区。我们新兵部队将其整修成了大型操场，作为开展军事训练的基地。在这里，我经历了半年的新兵训练，后被分配到炮兵部队。

炮兵虽属于机械化部队，但当时因国力薄弱，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很低。没有国产的重型火炮及运载设备，部队所使用的全是缴获的美式150加农炮、苏联制造的122口径榴弹炮，以及比较现代的“喀秋莎”炮。武器装备的运输也因陋就简，有驾驶室在右边的美式汽车，也有方向盘在左边的苏式车辆，驾驶员必须熟练左右两种车型的操作技能。

我分配在炮兵师某团三营指挥连测地班，学习大地测量知识、测量器材应用以及火炮射击诸元的计算等等。在没有电子计算机的年代，我们全靠手工记录计算，并及时准确无误地将有关资料提供给现场的指挥员，再由指挥员向炮兵阵地下达火炮射击指令。所有这些对我这个只有高小文化的新兵来说，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凭着一股拼劲，经过师部教导队的专业学习，我能胜任本职工作，多次受到领导的表扬。上级党组织还批准了我的入党申请，并任命我为测地班班长。部队实行军衔制时，我被授予炮兵上士军衔。1955年炮兵学校招生，我因文化考试没达到要求，失去了入校继续深造的资格。

新兵训练比较辛苦，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军营生活中，每天清晨起床后整队进入操场做早操或跑步。早餐后开始全天的常规训练，晚餐后自由活动时，还要开展“一帮一、一对红”的互教互学活动。待熄灯号吹响后，才能就寝入睡。面对又苦又累又单调的练兵生活，大家没有一句怨言，躺在床上还在回顾着当天军训的收获，带着生活的乐趣进入梦乡。

勤奋节俭承传统

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处于决胜阶段。为了适应实战需求，部队要求我们每个战士必须熟记训练科目中的条令、条例和战术要领，对射击、列队、匍匐摸爬等动作要求掌握要领、操作到位、一丝不苟。发给新兵的第一套新军装，穿了不到三个月，衣袖、裤管就磨坏成洞，显得十分陈旧。在操练匍匐前进、构筑炮阵地工事、修筑指挥所等劳动中，肩膀、袖子和裤腿大都被磨成大块窟窿，由连队后勤组缝上补丁后又继续穿着参加训练。这些补丁衣裤成了识别新兵身份的特殊标志，虽不美观但令人羡慕。

我们这批新兵，大多出身农家。来到部队后能享受供给制待遇，普遍感到心满意足。连队生活物资除军粮、食油由地方供应外，猪肉、鸡鸭、蔬菜等基本自养自种自食。吃的是糙米，用的是柴火，营区无电源供应，用煤油灯照明。连队有理发员、缝补组，还有代人书写家信的志愿者。刚入伍的新兵中有百分之七八十属于目不识丁的文盲，他们与家人的书信来往，必须请人代笔。当年军人邮件是免费邮递，信封上只需加盖一枚三角形的“军邮免费”印章，便可邮寄到收信人所在地。

20世纪50年代初，处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军需和民用物资匮乏，部队指战员生活简朴，连牙膏这样的日用品都成了罕见之物。官兵们的牙刷是用猪鬃毛制造的，第一次见到这些物件我们都不知如何使用。至于其他一些生活用品，与当时农民使用的无异。如军服、鞋袜也是土棉布制作的，比较高档一点的是翻毛牛皮鞋。食用的大米由新兵们轮流到醴陵县城军粮处领取，肩挑手提运到连队食堂。当时新兵的津贴每月为5.78元，我给自己定下规矩，每月必须积存5元，只留下0.78元零用，每两个月邮寄10元回家。一是孝敬父母，二是促使自己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

如今我已年近九旬，用患有“帕金森”病抖动的手，写下这段纪实性文字，留给家人和亲友，意在激发他们爱国、爱党、爱社会的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