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亮
时间是一条隐秘的河流,它在平原上往往漫溢无痕,却总喜欢在群山的褶皱里冲刷出深刻的河床。
走进海拔一千三百多米的金紫峰脚下,炎陵鹿原镇(原东风乡,2015年并入鹿原镇)的西草坪村就像是这条时间长河在崇山峻岭间随手抛下的一块冲积洲。在这里,历史没有被抽象成县志里那些干瘪冰冷的年号,而是极为顽固地具象为一座坐南朝北、青瓦覆顶的砖木骨架——鹏塘张氏祠堂。
这座始建于明洪武元年(1368年)的古建筑,四周被高耸而冷峻的风火墙死死包裹。踏入前厅,头顶是精巧的八角藻井;折入后厅,则是深邃如夜空的穹顶。二十四根顶梁柱拔地而起,合力撑开了这一方逼仄而庄严的天地。尽管岁月淘洗,立柱与横梁上的雕龙刻凤已不复最初的鲜活,甚至许多木石构件在数百年的修缮中早已替换,但那种扑面而来的朴拙与威严,依然让人确信它们曾裹挟着六百五十多年的风霜,始终倔强地矗立于此。这不仅是木石之间的物理榫卯,更是一个庞大家族在浩荡岁月中死死咬合的精神榫卯。
(一)
大凡流传久远的江河,总有一个带有神仙甚至荒诞意味的源头。鹏塘张氏的开基史,便浸透着农耕文明那种特有的宿命与传奇。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一个叫张仲广的江西小伙子,赶着一群小鸭子,在一片迷茫中走进了当时的彭团(今西草坪村)。草丛繁茂,鸭群在一瞬间离奇走失,却在次年奇迹般地繁衍成数倍的大鸭群。那个在除夕夜关于“聚宝盆”的梦境,自然是后世子孙为了给贫贱的先祖披上神圣外衣而编织的附会,但张仲广“告别父母亲人,来到彭团安家立业”的孤绝,却是这片莽荒山谷中最早的一声拓荒长歌。有了这颗落进泥土的种子,宗族的根系便开始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疯狂地抽枝散叶,而祠堂,就是那株大树在漫长时光中撑起的最粗壮的主干。
只要你肯在这些斑驳的木石间驻足,便能听到历史洪流拍打岸壁的沉重回声。清雍正年间,这里走出了张熙。这位鹏塘张氏的第二十五世嗣孙,身上带着中国传统文人最偏执的骨气,奉业师曾静之命,怀揣着“反清复明”的虚妄宏愿前往西安策反川陕总督岳钟琪。这一场轰动朝野的“曾静投书案”,最终以一种近乎荒诞的剧本收场:雍正帝为了向天下昭示其“大义觉迷”的圣明,不仅赦免了师徒二人,还把他们的供词编纂成书颁行全国。然而,帝王的仁慈从来都是权力平衡的筹码,到了雍正十三年(1735年)冬,新登基的乾隆铁腕一翻,温情的面纱瞬间被撕得粉碎,张熙在北京被处以最惨烈的凌迟之刑。直至民国,他才以“民族英雄”的身份被重新定义,姓名亦被收入《辞海》。他是这条宗族长河里最湍急、也最令人“长太息”的一块暗礁。
到了同治年间,鹏塘张氏又出了个张先甲,这位被道光皇帝册封的太湖总兵、建威将军、赏戴一品花翎、诰封详勇巴图鲁的武人,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八月初六日,在抗击外侮的战争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时年仅四十岁。皇帝亲派大臣护送其灵柩归乡安葬,那块悬挂在祠堂神台上方、代表最高武官荣誉的“柱国堂”匾额(原件已毁,此为2005年重制),至今仍昭示着这个家族“忠勇报国”的底色。
甚至在更为惨烈的大革命年代,这座古祠堂也如同一个沉默的巨大母体,庇护过李一德、周里、张平化等革命火种。尽管李一德后来因小人告密而不幸遇害,但周里、张平化等人却在当年乡兵地毯式的搜捕中,凭借祠堂厢房的阴影与张氏族人以命相搏的默契,将黑夜铸成最坚固的堡垒,最终潜入更广阔的天地。
(二)
在这二十四根擎天柱之间漫步,目光在墙壁上那密密麻麻的《张氏祠堂大事记》上寸寸挪动,从洪武元年的奠基到明崇祯年间皇子的私访,再到近代每一次在风雨飘摇中的合族修缮……一种巨大的时空眩晕感与难以名状的失落,突然如潮水般将我淹没。
面对这样一条流淌得如此清澈、脉络如此清晰的血脉长河,我不可遏制地看见了自己的苍白。
我是移民的后代,自小到大的记忆里是从来没有过“宗祠”或“祖荫”这类词汇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洞庭湖的一场滔天大水,逼得祖父一家背井离乡,迁居到临县的一片陌生土地。自此,他们斩断了与故土的所有关联。历史在我的家族里,像是被一柄生锈的钝刀生生截断。祖父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我只能从父亲偶尔的几句闲聊中,捕捉到他模糊的背影。至于更往上的先辈,他们叫什么,曾在怎样的天空下劳作,我一无所知。小时候,依稀记得有远方的宗亲摸上门来,跟父亲几兄弟商量续修家谱的事,那大概是我们这个飘萍般的家庭,唯一一次试图接通历史源流的挣扎,然而最终却不知为何不了了之。
没有祠堂,没有族谱,没有那些悬挂在梁栋上足以让人挺起脊梁的家风祖训,我的生命就像是一条没有上游、在平原上盲目流淌的溪流;加之岁月蹉跎,至今孑然,枝蔓未发,更不知道这脉微弱的香火未来将流向哪片虚无……所以,当我在西草坪村,看到一个家族竟然能将六百多年的世事沧桑,如此惊心动魄地浓缩在一座建筑里,并极其自然地参与到当下的乡野日常时,我的内心受到的是一种近乎灼伤的震撼。
幸运的是,西草坪的这条河流并没有变成一潭死水。它以一种极强的现实感,接住了现代乡村最粗糙、也最真实的烟火。
紧挨着古祠堂的,是新修缮的“议事堂”。这并非一个只讲大道理的空壳子。在乡土社会,法律往往显得生硬,而宗族的柔性规矩却能直抵人心。在这里,地基分界该是多少寸、红白喜事该摆多少桌、戒赌防盗的村规民约,全都被摆在桌面上掰扯得清清楚楚。凡事讲规矩、存敬畏,那些刻在木匾上的古老家训,就这样化作了调解邻里纠纷、维系村庄秩序的润滑剂。
而这条长河里最具活力的浪花,翻涌在每年的8月26日。这一天,是鹏塘张氏雷打不动的“祭祖、纳主、奖学”之日。不管是在外省经商的老板,还是走下讲台的学者,抑或是从新疆、内蒙赶回来的游子,都会齐聚在这方天井之下。村里摆开几十桌十碗荤的流水席,阔气的场面盖过大户人家办喜事。在鼎沸的人声与肉香中,主事人请出长者与乡贤上座,用真金白银重奖考上大学的子弟。二十年来,每年几十上百人、每人几千块的奖学金背后,是这个古老家族对“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最朴素也最执拗的信仰。于是,这条河里涌现出了杂交水稻抗性研究专家张跃明,国家科技专家库专家张孝飞,以及无数走向大城市的青年才俊。
(三)
任何宏大的宗族叙事,最终都要落脚在一个个具体的人身上。在西草坪,村党支部书记张湘军就是那个将历史与现实缝合起来的“针脚”。
2017年,还在东莞某企业拿着高薪、担任高管的张湘军,在祠堂里被合议的乡亲们高票推举为全村的“头”。面对那份沉甸甸的宗族信任,这位粗粝的汉子思忖再三,毅然斩断了沿海的退路,一头扎回了金紫峰下的泥土里。
要让穷怕了的村民挺起腰杆,光靠念祖宗的福荫是不行的。张湘军掏空了自己的口袋,买来油茶苗木和肥料免费发给村民,产出的茶油保底收购。他硬是凭着一股“吃得苦、霸得蛮”的狠劲,把山旮旯里的零散油茶地,整合成了五千多亩的超级产业。村民的人均年收入也从他上任之初的五千余元,翻到了如今的两万元出头。这个金紫峰下再寻常不过的小村庄,也接连拿下了湖南省乡村振兴示范创建村、湖南省美丽乡村、湖南省同心美丽乡村、湘赣边区乡村振兴示范村之类让人艳羡的殊荣。
看着张湘军被太阳晒得黝黑的面庞和脚上沾灰的旧皮鞋,再望向远处漫山遍野的油茶树,我突然明白,当好这个六百年古村的“守陵人”,绝不是穿上长衫在祠堂里念几句玄妙的悼词,而是要在泥泞的现实中,为这片土地上占绝大多数的张氏族人以及全村的乡亲父老,谋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明天。
走出祠堂,回头望去,高耸的风火墙在金紫峰的青翠剪影中岿然不动。
我想,中国农耕文明最大的遗产,或许并不只是那些形而下的青砖黛瓦,而是这种对“来处”近乎宗教般的死死坚守。六百多年来,朝代更替,战火倾颓,张氏的先人们如同当年张仲广放养的那群鸭子,在历史的草丛中隐没、繁衍、重生。他们用一座祠堂,硬生生抵抗了时间的遗忘。
只要祠堂的香火不断,只要檐下的故事还有人传唱,这条由血脉与坚守汇成的河流,就永远不会枯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