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言诗的时代荣光

蔡世平

一、刘克胤诗歌写作简述，四言诗历史一瞥。

刘克胤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华诗歌复兴时期创作力旺盛，作品丰厚，值得关注与研究的一位新旧两体兼善的诗人。他前期写作自由体新诗，出版过多本新诗集子，2008年参加《诗刊》社第24届“青春诗会”。2010年始华丽转身开始旧体诗写作，其当代语境、视角、思维与表现手法，一个时间段全力攻克一个诗歌体裁，实锤砸地、精细打磨的创作实践，让旧体诗有了更好的“刘氏表现”。他给旧体诗注入了现实活力，增强了民族文化自信。

刘克胤继旧体诗的五言《三新集》和七言《自得集》后，又将推出四言诗集《风语》。《风语》207章，写下了诗人所处时代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无论题材的宽度广度，还是思想深度与艺术成熟度、辨识度，都是少有的。

刘克胤的文学敏锐获得当代四言诗创作先机，对他而言，这是挑战也是享受。完全可以说《风语》是今天四言诗的重要收获，亦是四言诗的时代荣光。

中国诗歌始于上古时期出现的二言诗，如击猎歌《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战歌《得敌》：“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求婚歌《贲如》：“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等。二言诗后诗的结构又有了三言、四言的变化，如《归妹》：“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明夷》初九的爻辞：“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可能因为汉语言特点的缘故，三言没有发展出一个成熟的被广泛接受的诗体，虽然后来出现《三字经》，但它不能算诗。

四言诗的黄金时代是商周时期。这一时期民间口头创作、流传下来的诗歌，由孔子收集整理增删而成《诗经》。《诗经》主要为四言句式，也间有三言五言句子，如《邶风·式微》：“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魏风·伐檀》：“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这里又有六言、七言甚至八言的句子，是后来成熟的格律诗体的先声。

魏晋南北朝时期四言诗不多，以曹操的《观沧海》《龟虽寿》和嵇康的《赠秀才入军》《幽愤诗》最为有名。清末民初时的王湘绮说：“四言诗到嵇而绝。”这说明四言诗到嵇康以后没有人写或少有人写，这之后的中国农耕社会的诗歌体式，就是五言七言与词曲的天下了。

四言创造了《诗经》的辉煌，为什么两千多年下来鲜有人写呢？是四言诗体制问题吗？是四言诗不能反映时代生活与人之情感吗？四言诗还能为现实社会服务并为今人接受吗？作为一种诗体的四言诗在今天完全消亡了吗？我们还能为它做些什么吗？是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去研究，还是让它焕发新的时代辉光，延续它应有的艺术生命力？带着这些时代之问，刘克胤以诗人的责任与担当，湖湘汉子的蛮劲，艺术创造者、开拓者的勇气，一头扎进四言诗世界。他要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验证四言诗在今天是不是真的“老了”“死了”，是否还有存续的必要。

现在，《风语》摆到了读者面前。我们欣喜地看到刘克胤四言诗创作是可贵的、成功的，其作品是成熟的。

二、打通传统与现代语言屏障，丰富的题材与文字选项，获得当代语境下的创作自信与自由，是刘克胤四言诗的语言法门。

读《风语》我们既觉陌生，更觉熟悉亲切。“陌生”是这个四言诗有新鲜感，好像从来没见过；“熟悉亲切”是它的语言既传统又当代，提起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我们知道，流传至今的四言诗都是被时间淘洗后的“经典”，在读者中形成了恒定的审美标准，今人创作的四言诗如果达不到相应的艺术要求，便不会被读者认可。它既要“像”过去的四言诗，更要“像”今天的四言诗，这才是“当代四言诗”。

刘克胤明白，无论何种体式的诗歌，在其初始阶段都是口语、白话。《诗经》的“风”不就是当时百姓的口头语言么？只是因为时间长了，生活环境和语言环境不断发生变化，以前的“口语”成了“雅辞”。今天旧体诗的语言问题，或者说语言特点正是在这里凸显出来。后来的人们已经完全接受了这种“雅”，习惯了这种“雅”。及至今日，“雅”已然成为诗歌的一种审美观念刻在骨子里，旧体诗好像没有这个“雅”，真还不是那个味。

元日将至，旧岁即除。

高堂不在，孽子迷途。

挥杯落泪，其痛何如。

爆竹声里，寂寞吾庐。

《风语》这首春节怀念逝去双亲的《除夕》，是口语，也是文言雅语。诗人端起酒杯，想起双亲生前的点点滴滴，心极沉痛。双亲不在，爆竹声中更觉“吾庐”“寂寞”。当然“寂寞”的是“心庐”，语淡情浓的诗意效果出来了。

可以说刘克胤找到了如何突破当代四言诗语言瓶颈的密码，即当代语境下的口头语言与传统文言文语言的相融、相动、相生。再读《携游》：

岁序甲辰，时值杪秋。

凉风习习，白云悠悠。

洞庭湖畔，千古芳洲。

卜居岭上，鸟哢晴柔。

远客欣至，君子携游。

赏心行止，声气相求。

此际此境，天人同修。

是情是性，能不唱酬。

晚归南园，新月如钩。

读书楼上，诗醉清流。

这是今天我们一读能懂的四言白话诗，细究却又是白话文兼文言文句式的当代诗。它通而不俗，白而不浅，节奏明朗，叙事简约，平常言语，白描其实，嚼之味醇，别生韵致。诗歌语言传统与当代如何打通？这样的句式就是。

曾经有一个说法，今天的文章要么白话要么文言，二者不能同时出现在一个文本里。我看这所谓规矩得改一改了，文无定法，怎么好就可以怎么来的。没有谁规定你这个人只能说雅语，不能讲粗言。

我以为刘克胤旧体诗（包括五言七言）的成功，主要得益于语言的成功。当代语境的极少文字、极简语言的准确表达，构成刘克胤旧体诗的语言形式与语言思想。语言的准确有力与艺术的表现深刻是相生相伴，相辅相成的。唯语言表达准确，才能使艺术表现深刻。寻求准确语言表达的过程，实际是艺术创作向纵深开掘的过程。事实上，任何文学创作（包括经典作品），只有更好的表达，没有最好的表达。所谓“艺无止境”，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就是寻找准确语言表达思想的过程看不到终点，事实上也没有终点。寻找的过程越远越出味，越远越有吸收力。心仪的“美人”总在你前面不远处招手微笑。你御风而去，欲罢不能。这便是艺术的“魔”力，也是文学创作的魅力。

刘克胤的诗歌创作，作品一遍又一遍地改，反反复复地改，不厌其烦地改，似乎看不到终点的改。在修改的过程中，艺术思维得以敞开，审美得以提升，比先前更好的想法更好的文字跳出来，给人以惊喜。如《登楼》“世事如魅，文章几何。极目延颈，欲纵心魔”，《槟榔》“贪者犹甚，齿毁唇慌。闻之惊骇，脊骨生凉”，《初心》“霜冷春梦，诗醉秋妍”，《徒劳》“行坐寥落，一如野猫”等等，用语形象、准确、尖新、深刻。《风语》耐读耐品从这里找到语言答案。

如果将四言五言七言诗的句子做一个比较，发现四言诗句子更接近“口语”。四字句是汉语言文字的基本句式，它两字一节，清晰明朗，易懂易记。作为大众语言模板的汉语成语，就是明证。

但是问题来了，四言诗句的简约，也造成句子变化少，给作者舞拳弄棒的空间也少，诗歌的味道难以出来，这也是四言诗不及五言诗七言诗风行，后人少写或不写的原因。四言诗对语言的要求极为苛刻，几乎都得是实打实的，字字有用的文字干货，花里胡哨的东西只会稀释它的诗意，疏远读者的眼光。这说明四言诗更考验作者的文字修养。正因如此，刘克胤的四言诗创作难能可贵。

三、以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与生命体验，写人叙事直抵社会人性深处，细致描摹的人间世象，凸显《风语》的史诗品格。

对于文学创作来说，语言是衣服，是读者第一眼看到的东西，它重要但不是最重要。读者要看的是这衣服里藏着一个怎样的“人”。这个“人”是乡民菜园子里一根竹竿套着衣衫，四肢夸张，在空中飘荡的“赶鸟人”，还是人间烟火熏烤的血肉之躯？文学的核心表现就是这社会的“人”与人的“社会”。读以下三首作品。

富商

邻家有子，性也顽冥。

苦不习文，亦不习耕。

斗殴成瘾，偷摸成精。

转承父业，制窑营生。

惟识温饱，孰问前程。

二十父亡，江湖争衡。

赌博遭杀，买码扳赢。

忽染房产，志在丰登。

从兹语响，远近讳名。

出则香车，左右壮丁。

某日得见，耳熟其音。

金丝眼镜，一脸阳春。

笑我岁入，连说寒伧。

这位邻家“富商”，少时生性“顽冥”“不习文”“不习耕”，偷摸打架，典型的“众恶之”。成年后，还是不务正业。最终靠做房地产发了财，从此说话的声音也响亮了，出行排场做足，很是风光。有一天诗人偶遇“金丝眼镜，一脸阳春”的“富商”。“富商”问诗人年入几金？诗人如实答来。一个体制内的基层公务员能有多高收入，富商连说“寒伧……寒伧”，一脸的轻藐与不屑，暴发户形态活活然入目。

死因

钞票代言，其言也信。

乐彼云雨，昼夜亢奋。

恨染艾滋，有苦难隐。

四十而终，财亦散尽。

讣告哀哉，文辞严谨。

来者吊唁，知情不问。

人死为大，焉能构谮。

怕咬舌根，莫如息论。

一个用“钞票代言”的人“乐彼云雨，昼夜亢奋”，年纪轻轻染上艾滋病，散尽家财，医药不治，“四十而终”。前来吊丧的人，皆讳莫如深。

弃婴

十月怀胎，弃若浮萍。

谁家作孽，竟恶添丁。

或母不淑，难申苦情。

或父不善，蔽塞视听。

问吾何意，恨之愚冥。

纵然骨肉，亦忍飘零。

草芥无罪，应时而生。

蝼蚁有性，佛灯永宁。

穷究折寿，默诵心经。

各理福田，天下太平。

亲生婴儿，遗弃于野，诗人痛心，哀以记之，唯祈人间“各理福田”。

分析这三首作品。《富商》故事情节起伏，人物形象丰满，很有点好笑搞笑的味道，可以当一篇好小说来读。轻松的笔调给金钱至上、价值观扭曲的社会现象以无情的嘲讽。《死因》的故事隐在文字里，也是人们津津乐道，常说不衰的话题，但却让人笑不出声来。作品通过“死因”对于民间男女叙事的“神秘性”，揭示其背后残酷的社会现实，读来酸鼻。

如果说《富商》《死因》还不那么惊心动魄，还情有可原，那么《弃婴》就已经是挑战人类道德底线，到了人神共愤，忍无可忍的地步了。诗人对“竟恶添丁”的社会现象且“怒”且“恨”，为泄其“愤”，连发两问：是“母不淑”？还是“父不善”？亲生“骨肉”“飘零”荒野的残忍令人百般不解，唯一的答案只能是人的“愚冥”与社会的“愚冥”了。其振聋发聩，可以说是鲁迅先生“救救孩子”的当代版“呐喊”。

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时期，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些事情，触目惊心，诗人把它记写下来，表达一个写作者的“在场”与“立场”。文字不躲躲闪闪，不笔墨游移，不大事化小，其现实批判锋芒，凸显作品的人格力量与思想力量。

《风语》的现实批判精神还表现在对一些“人”与“事”的无情揭露与鞭笞。《一官》里的官员“应声诺诺，笑面藏奸。磨刀霍霍，铁心如磐。敲骨作薪，吸血养鸢”，《捉人》里的权势者“明面学仙，暗中渔利。魍魉其行，日已久矣”，《歌厅》里的小姐“裤短奈何，清宵犹热。为娱者亲，戏陌生客”，《猢狲》里的“猢狲”“颈系铃铛，头著冠巾。一步一摇，极尽斯文”，等等，刻画惟妙惟肖，剖析刀刀见血，黑白分明，是非曲直立判。

不止于此。《寒雀》中社会底层打工人“觅食无计，欲眠不眠。形如枯土，百口难言”的无力无奈，《空村》中“周遭静极，疑讶空村……藕塘瑟瑟，鱼塘愔愔”的乡村凋敝，《洪灾》中“飙风助虐，所向披靡。河梁崩塌，屋宇倾圮。人命一苇，天道无极”的“天问”，《悯鸟》中推山造城，伐木除草，致使鸟雀无依，“乾坤朗朗”何以“生死相欺”的“人问”，诗人莫不与之同悲同哭。

《杀牛》里“黑布一块，蒙蔽双眼”的被杀耕牛，以“轰然倒地，山岳惊颤……血溅残阳，天不忍看”这样极具情感冲击力的文字出之，其哀痛哀悼之情，读之泪目。《铁汉》对“为官一域，但念苍生……霜霆所及，宵小难行”的热血汉子陈行甲“遥致敬礼”。作为地方县级同道，诗人这一敬，草木动容。

刘克胤具有时下大多数诗人不及的观察、感知社会的先天条件。这个湖湘青绿山水、质朴乡村社会、流淌家族良善基因出身成长的诗人，有一种追求“美”的天然气质，成洁身自好、特立独行之性格。而他少年得志，高中毕业即考取国内一流工科大学，毕业后不久即进入国有大型企业管理层，后入职地方市级行政管理部门，也曾做过八年不带“副”字的“县令”，又天赋才情，五短身材却顶一个“思想者”的智慧头颅，这份底气与自信，使他广泛接触社会，在繁忙复杂的行政事务中，面对利益博弈面前形形色色的人与事，对人性与天下苍生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诗人深厚的人文情怀与深沉的社会思考，在作品中得以一一展现。

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根植士人之心，“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处世之道。做官是一时，做人乃一世。因此，我们看到历史上大多数士人的“独善其身”，并不是不作为，而是换一种方式的作为。通常情况是，通过提升自身修养，高洁自己的灵魂，以行为示范、影响社会；通过言说、写作、艺术等方式传播自己的认知、思想与普世的社会价值，匡扶社会人心。知识分子的这一传统在《风语》中得到深刻、丰富的艺术诠释。限于篇幅，我不一一列举，读者可在诗人写自己写父母写亡弟写友人写乡情写贤哲写小人写君子写草木写虫兽写贪写贼写色写醉写梦等等题材中找到答案。

四、以水滴石穿的韧劲，变不好写为好写，在隐忍与放纵中实现写作自由，创造当代四言诗的文体潜质与艺术特色。

当代四言诗是一个有难度的写作。写作者的信念与韧劲很重要。刘克胤开始创作了几首就觉得“不好搞”，难以为继。后来是韧性和狠劲让他坚持下来，并于写作中突破思维定势，改变言说方式，敞开了艺术大门，从而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拿出了《风语》。

四言诗的难，难在句子字少，语言腾挪翻滚空间窄，诗味难出。还由于现成的作品少，可供学习、参考、借鉴的东西不多。古人作诗要求句句有出处，四言诗更是难以做到。

但事物要两面看。四言诗有不好写的一面，但也有好写的一面。好写是因为古往今来写的人少，作品数量也少，今天的作者怎么写都是自己的东西。我们读《风语》感觉就是一个纯属刘克胤的四言世界，看不到张四言李四言王四言半点影子。如此，《风语》的辨识度非常高，是完完全全的“刘四言”。仅就这一点看《风语》就成功了一半。

当然，这种成功只是体裁上的“吾家独有，别无分店”，但要真正经得起读者的眼光，时间的检验，还得艺术上一招一式见真章。

启功先生曾经指出书法三分字七分形。字是个体，形是布局，是整体。书法作品整体效果好才好，文学作品同样如此。刘克胤的《风语》真正厉害的地方，是它通过创作思想获得现场语言，再通过不断创新的语言信息、密码完成诗的结体（形制），从而实现艺术上的相对稳定、成熟。

语言是一个不断提炼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思想、语言、形制及其表现手法又是相互碰撞、调整变化的。我们注意到刘克胤的诗总是不断地在改在变，改语言也改结构，这其实就是创作过程。我们看到《风语》虽然句式是四言，但整首诗的长短没有一个定式，长的十多行，短的几行。这比五言七言律绝不是更自由也更新颖么？

刘克胤在突破当代四言诗的语言瓶颈后，其写作相比格律诗词更显肆意、率性，极尽可能地释放写作能量。文字风行水上，行于当行则行，止于当止则止，从不拖泥带水。其表达达到了较为自由的境界，想写的，要写的，几乎尽情地写了。这使刘克胤在近一个甲子的生命积累中，似乎找到了一个最适合自己表达的精神出口，情感如江河之水倾泻而下。刘克胤征服了四言，四言也征服了刘克胤。

四言诗一句有字数限制，一篇中却没有句数限制，这使写作相对放松，不必考虑篇幅，可以把想法说够说透。如《叨叨》十二行二十四句。题目就有喋喋不休的意思。从“午夜风雷”“驱驰何累”的人生图像入题，对“作恶取荣，从善遭弃。习见为常，循以成癖”这一是非颠倒“世风”的“问计”无解，只能是“时宜默默，对彼寂寂…诗恨叨叨，情苦难已”的无奈，非如此笔墨不能状其事，叙其心。《祈愿》也是十二行，每行写一个“愿”。从春天、雨露、稼穑、户邻、子孙、老人、官吏、法治、世风等，方方面面表达了诗人的人间温暖。

细细考察《风语》的文字，它是克制的、隐忍的。能少一字，则少一字；能少一句，则少一句，绝不铺张文字，肥胖身躯。《风语》最长的两首是《村妪》《富商》，十三行二十六句。《风语》十二行的诗也不多，大都不超过十行。正是这种克制、收敛、隐忍，才积蓄了语言能量，在创作需要时得以瞬间爆发，火花四射。读《风语》可以处处感受刘克胤诗歌的文字魅力。

克制、隐忍不仅是刘克胤的文字风格，也是四言诗文体艺术要求。《本色》写诗人“不留长发……光头示人”之貌，“熔金植骨，画竹为魂”之神，“窃喜离群……一派天真”之态，文字不多，风神毕现。《村妪》写“二子残废……媳旋出走……有吏过访，亦不声张”的苦难村妪，诗人深表忧虑与关切的同时透出社会表面光鲜，内里辛酸的另一面。《微信》写诗人夜半吸烟时，翻检微信，见一诗友古奥其文“中含隐情”，自责未及时回复。诗人想到对方“焉得安宁”“影醉空庭”之状，“恨不相约”，坐立难安。作品于细微处见文字功力和艺术匠心。

《风语》于四言文体作了多种探索实践。计有《诗经》体、嵇康体、四句八行体、四句四段体、四句三段体、六句三段体、八句三段体。

四言诗是中国诗歌家族里的当然成员，中华诗歌复兴不能缺席四言诗。《风语》的应时出现，呼应了诗歌的民族期待。《风语》开了一个好头，可读性定义了它的示范性。我们有理由相信四言诗会得到更多诗人的关注与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