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茫邓阜，一座山的文脉赓续与铁色荣光

苗苗 刘和云

同治十年（1871年），晚清名臣、茶陵人谭钟麟主持纂修《茶陵州志》。当笔墨行至州东八十里处，这位见惯了江山风雨的先贤，似乎也不禁为家乡的一抹苍翠所动容，留下了极为简练却传神的注脚：“邓阜山在州东八十里，高不可丈，其上有甘泉佳木。”更是不吝笔墨，许下了“茶陵胜迹邓阜第一”的盛誉。

这座静卧于茶陵东部高陇镇的巍峨山峦，北接攸县，东临莲花，九渡河如一条碧玉带蜿蜒穿行于脚下，水陆通衢，气象万千。它终年云遮雾绕，草木葱茏，不仅以拔地参天之势涵纳了湘东的万千灵秀，更像一位沉默的历史老人，见证了这片土地数千年的风云激荡。

山川不语，岁月有声。当我们拨开历史的尘烟，拾级而上，会发现邓阜山绝非区区一座地理坐标。从明清文坛的墨韵流芳，到革命年代的铁血荣光，再到近现代工业的沸腾崛起——文脉、烽火与矿脉在这里交织共生，镌刻成高陇乃至湘东地区不可磨灭的文化图腾。

灵山秀水：龙匣书香里的宰相风骨

邓阜山的甘泉，既润泽了满山的苍翠，更浇灌出高陇延绵千年的崇文重教之风。自宋以降，这里书院林立，诵读之声不绝于耳。山峦环抱之间，孕育了无数科举英才，而其中最耀眼的星辰，当属明代“茶陵诗派”领袖、内阁首辅李东阳。

李东阳祖籍高陇龙匣，虽生于京师，长于天子脚下，但那份源自邓阜山麓的灵气一直流淌在他的血液里。史载其自幼聪颖，四岁即能与明宣宗对答如流。那是一个在民间流传甚广的生动场景：面对身量尚小的李东阳跨不过高高的宫门门槛，皇帝戏谑道：“神童脚短。”稚气未脱的李东阳昂首对以：“天子门高。”皇帝大悦，将其抱置膝上，见其父李爱侍立一旁，又出联试探：“子坐父立，礼乎？”李东阳不假思索地引经据典：“嫂溺叔援，权也。”这一番机敏与才情，不仅博得龙颜大悦，更预示了一代文坛宗师的崛起。

成化八年（1472年），李东阳因丁忧奉旨省亲归乡。这是他生命中难得的归去来兮。他看邓阜山的云卷云舒，听九渡河的潺潺流水，挥毫写下“我家龙匣水，滚滚入南溪”的深情诗句。在那个春社的日子里，他看到乡亲们杀猪宰羊、击鼓焚香，祈求风调雨顺，笔下流淌出的不仅是“杨柳深深桑叶新”的清新画卷，更是对故乡淳朴民风的无限眷恋与尊重。立朝五十年，柄国十八载，李东阳以“清节不渝”的风骨，为邓阜山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让这座山沾染了翰墨的清香。

若说李东阳代表了邓阜文脉的“才”，那么谭延闿家族则诠释了这里的“义”与“孝”。作为“民国三谭”的核心人物，谭延闿不仅在政坛、书坛建树颇丰，其为人处世更深得湘东文化中“孝义”二字的精髓。

坊间至今流传着一段感人至深的往事。少年谭延闿被称为“小三公子”，因生母李太夫人系侧室，不仅母亲受尽冷遇，连带他也常遭白眼。母亲那句含泪的训诫——“你务必懂事争气，方能出人头地”，成为了他一生的鞭策。为此，他立下“不纳妾”之誓，以此慰藉母亲在天之灵。最令人动容的一幕发生在李太夫人出殡之日。按旧时陋习，妾室灵柩只能走侧门。谭延闿悲愤交加，这个平日里温文尔雅的书生，竟直接趴在母亲的棺木上，对阻拦的族人厉声喝道：“今日谭延闿已死，请抬我出殡。”他以这种决绝的方式，扶棺力争，终使母亲棺木由正门而出。这种刚烈与深情，与高陇地区李、谭、陈等大族“敬山亲水、崇文重义”的宗族传统一脉相承，共同构筑了邓阜山深厚的人文底色。

烽火峥嵘：罗霄山脉深处的红色回响

当时光流转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邓阜山的青翠被一层更加炽热的红色所覆盖。凭借其山高林密、进退自如的地势，这里成为了罗霄山脉西麓红军休养生息的天然屏障，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淬炼场。

1928年5月，一场注定载入史册的战斗——高陇战斗，在此打响。彼时的邓阜山，松涛与枪声共鸣，硝烟遮蔽了云雾。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军事对抗，更是毛泽东游击战思想“十六字诀”的一次鲜活实践。

让我们将目光拉回那个烽火连天的春夏之交。红军战士们没有精良的重武器，但他们有邓阜山。他们依托山脚的乱石与松柏为天然掩体，与当地群众血肉相连。敌军盘踞在集镇的碉堡与高墙之后，负隅顽抗；红军则如山间的猎豹，忽隐忽现，猛攻敌阵。在九渡河畔的激战中，“敌进我退，敌驻我扰”不再是纸面上的理论，而是战士们在生死瞬间迸发出的生存智慧与战术灵光。

这片土地上的红色基因，是随着九渡河水流淌进每一个高陇人血脉里的。1948年，当王震将军率领南下支队途经邓阜山时，革命的火种再次被点燃。邓阜山下的苍霞、麻园两村，一批批热血青年闻风而动，他们放下锄头，穿上军装，毅然投身于解放全中国的洪流之中。

回望那段岁月，茶陵百姓以山林为家，视红军为亲。为了给红军带路传信，为了给伤员送一口热饭，多少乡亲在反动派的屠刀下宁死不屈。如今，当山风拂过九渡河，松涛阵阵，仿佛仍能听见那段峥嵘岁月的激昂回响，那是邓阜山最坚硬的脊梁。

铁色记忆：从“乌金”传说到工业乌托邦

如果说文脉是邓阜山的魂，红色是它的血，那么深埋地下的矿藏则是它的骨。在邓阜山的地层深处，沉睡着亿万年的地质宝藏，等待着叩响工业文明大门的时刻。

邓阜山的工业传奇，始于一个颇具神话色彩的开端。民国八年（1919年）秋，高陇水头村道人陈锡麟在瓦子坪兴建清源寺。当锄头掘开泥土，一种“色黑质重、乌光夺目”的奇石惊现人间。起初，人们莫能识辨，疑为天赐“乌金”。后经省城化验，方知这是珍贵的稀有金属——钨。

自此，原本寂静的山谷沸腾了。从最初的长沙士绅包矿开采，到抗战时期开明矿主周纪勋资助红军，邓阜山的矿洞里流淌的不仅是财富，更有民族大义。特别是周纪勋，在主力红军北上抗日后，面对留守游击队的困境，他没有选择为富不仁，而是主动送去大洋与军需物资。那黝黑的钨砂，在那个年代，换回的是革命的枪支与弹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阜山真正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湘东钨矿在此建立，这里迅速崛起为一座繁华的“山中城”。

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来自五湖四海的数千名建设者汇聚于此，邓阜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业乌托邦。1955年，矿区由手工开采转为机械开采，井架巍峨，机声隆隆。1962年，时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的华国锋同志两度视察矿区。老工人们至今记得，他在给全矿干部职工作报告时，情到深处，激动地站起身来，挥动着双手，讲述长征经历，鼓励大家：“渡过生活的艰难，一定会有光明的前景！”

那是一段怎样的日子啊？湘东钨矿不仅有轰鸣的矿井，更有自己的学校、医院、电影院、灯光球场。每当夜幕降临，山下是一片漆黑的乡村，而邓阜山上却是灯火通明，宛如“小香港”。矿工们穿着那身沾满油污的工作服，脸上洋溢着作为国家主人的自豪。资料显示，1951年至1980年间，湘东钨矿为国家创造了数亿元的财富，那每一吨钨砂，都是新中国工业大厦的一块基石。

然而，资源型城市的命运总是伴随着阵痛。经过60多年的开采，矿竭城衰。2002年，湘东钨矿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走向了破产。机器轰鸣声戛然而止，喧嚣的人群逐渐散去，留下的只有斑驳的厂房和静默的井架，在风雨中诉说着往日的辉煌。

旧貌换新颜

所有的终章，都是新的序曲。

当工业的烟尘散去，邓阜山并没有因此沉寂。近年来，高陇镇政府拂去了历史的尘埃，开始重新擦亮邓阜山的名片。废弃的矿井与厂房不再是荒凉的废墟，经过修缮与改造，它们化身为诉说工业文明的博物馆。游客们穿行在幽深的矿洞中，抚摸着锈迹斑斑的采矿设备，仿佛穿越时空，触摸到了那个火红年代的脉搏。

一条串联起“邓阜山—高陇战斗遗址—湘东钨矿”的精品文旅线路正在形成。人们来这里，既是为了凭吊古人的风骨，也是为了缅怀先烈的英魂，更是为了探寻那段激情燃烧的工业记忆。

与此同时，生态修复工程让邓阜山重披绿装。曾经的尾矿库变为了绿地，九渡河的水更清了。每逢周末，游人如织，他们在甘泉佳木间流连，在红色遗址前沉思，在工业遗迹旁拍照。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邓阜山，这座见证了进士风流、战地烽火与工业辉煌的巍巍高山，正以一种全新的姿态，挺立在湘东大地。它不再仅仅是一座自然之山，更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它告诉后来者：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份耕读传家的文脉、那份敢为人先的血性、那份艰苦奋斗的铁骨，永远是这片土地最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