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红亮
攸县新市街六七十年代的烟火气,是晨雾里漫出来的。街面不宽,可供马车相向而行,街道不长可历史相当悠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街周边不远,相继建起了鸟水垅农场、五七干校、原种场、良种场这些大企业。像是把星星点点的生活,都拢进了一张热热闹闹的网。
那时最让孩子们心头发痒的,莫过于放露天电影。消息不用贴告示,广播里也不会下通知,全靠街坊邻里的嘴皮子传送。张家汉子从五七干校的工厂拿了信,李家大哥在园种场听园里工人念叨了一句。不出半晌,整个新市街的孩子都知道了:今晚有电影看。
我那时才五六岁,腿肚子还没长结实,却总爱跟着大孩子跑。去五七干校的路最长,得从下街出发,踩着何家陂的沙石路,穿过垄里田野的田埂路,再往下走。小山坡小径的草总比别处深,风一吹沙沙响,像是藏着无数双眼睛。最怵的是过铜钟寺,老人们说寺里曾住着个斋婆,后来人走了,寺院四周杂树疯长,枝丫缠在一块儿,把天遮得阴沉沉的。傍晚打这儿过,总觉得后颈窝凉飕飕的。可电影的光在心里亮着,最怕也得攥紧同伴的衣角,跟着大人的脚步声往前挪,连喘息都不敢太响。
朱家里走得快,雨靴踩在泥路上咕叽咕叽响,我们小跑着才能跟上。可越靠近干校,心里越犯嘀咕,往常老远就能听见人声,今晚却静得反常,连虫鸣都听不到。到了放电影的大坪,黑漆漆的,空荡荡的,只有高大的水泥砌的屏墙耸立,哪有放映机的影子。朱家里没说一句话,转身就往回走。我们愣了愣,也只好耷拉着脑袋跟上。
往回走时,朱家里为了抄近路,下了坳,到了垅里,直接踏进了刚犁过的水田。黑黢黢的泥巴水不深,没能没过他的雨靴筒,他径直往前迈。我们哪敢犹豫,一个个跟着往水田里迈。冰凉的泥水嗖地钻进布鞋里,顺着脚脖子往上爬。行走中,我只觉得脚底下一滑,布鞋陷进泥里了,赶紧伸手去掏,指尖摸到冰凉的泥,急急忙忙把鞋拽出来。攥着湿淋淋的布鞋,光脚踩在泥里,冰凉从脚底直窜上来。可前面的人影在动,便不管不顾地在后面紧跟。四周黑得像泼了墨,只有水田表面泛着一层淡淡的白光,能隐约看见朱家里的雨靴在前面晃,像移动的标杆。
第二天一早,背着书包的发小们聚在一起去上学,笑谈昨晚的怯懦和“勇敢”。有两个发小的鞋落在了水田里,其中一个的母亲去找朱家里,嗓门在巷子里回荡:“你说你领着孩子瞎跑啥?这布鞋是我纳了好几个晚上才成的!”朱家里只好去水田里帮忙找回鞋子。
还有回,听说良种场要放新片子《决裂》,得讯时天已经擦黑了。我拽着姐姐的衣角就往街外跑,新市大桥上的沙石在脚下沙沙响,打鼓堆的路上不见一人,黑黢黢的。到了良种场二队,晒谷大坪里空荡荡的,只有风卷着草屑滚过。正失望时,忽然听见长茹坳那边咿咿呀呀听不清的电影台词顺着风飘过来,只见漆黑的坳上,一束白光忽明忽暗,像夜空中跳动的星星。“在三队!”她拉着我径直朝着放映方向走。田埂上,雨水打湿了裤脚,凉丝丝的。
路过一条田间水沟时,姐姐轻轻一跃就过去了,可我人矮,跨不过去。“从桥上绕过来!”姐姐指着不远处喊。我急忙踩上去,脚下一沉,脚陷进两棵树的缝隙里了。使劲一拔,脚出来了,布鞋却卡在下面。我慌了神,伸手去掏,可水沟太深,指尖摸到的只有湿滑的泥土和碎树枝。远处的电影声还在催,我只好咬咬牙,光着一只脚跟着姐姐往三队跑。
赶到时,银幕上的太阳金灿灿,把人物照得光亮亮的。我光着的那只脚踩在冰凉的地上,却一点不觉得冷,眼睛眨都不眨地盯着银幕,直到电影放完,才想起脚上少了只鞋。
回家的路上一直在想怎么跟母亲交代。过了新市大桥,离家门越近,心越沉。那晚的挨打终究没躲过,可现在想起来,疼早忘了,只记得银幕上跳动的光影,和姐姐牵着我的那只手的温度。
去原种场看的那次是看过的老片子,没什么新鲜感。观看中听见有人在说,抓了个偷梨的。我们几个孩子立马来了劲,像小泥鳅似的钻过人缝,往人群聚集的地方赶。那是间办公室,屋里摆着长条桌和木椅,有四五个年轻人,围着一个男人。那男人穿着干净整齐,高而瘦,像个有文化的人。被那么多人围着,他却一点不慌,只是平静地扫视着围在门口和扒着窗户的我们,眼神里没有羞惭,倒有几分坦然。“我只摘了一个,它磕了我的脑壳。”他对着呵斥他的原种场职工说,声音不高,却清清楚楚。
那几个操着湘潭口音的职工不依不饶,逼着他写检讨。男人争执了几句,见说不通,便拿起桌上的笔,在纸上写起来。我们挤在窗户边,踮着脚看,哪里看得清。
“青梨坠枝触眉棱,顺手轻摘意自宁。谁料忽逢人撞见,一时无语笑相迎。”场领导拿来一看,不由得念出声来,接着说:“字写得好看,诗也写得好。谁晓得是个小偷。”脸色一沉,接着说,“俺抓你来,不是要你来卖弄文字。”场里其他人一听就火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人掏出毛主席语录的本子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等等。还有人拍着桌子:“叫你写检讨,你写的什么?偷梨还有理?”
男人没争辩,不卑不亢,拿起笔又在纸上写检讨书。
我从树下过,梨子磕脑壳。
顺手摘一颗,您就抓给我。
字里透着点倔劲,像他这个人一样。场里人与这“偷梨贼”还在争执不下时,电影却散场了,发小们拉着我往回走,一路都在背诵念叨那几句诗。至于那个男人后来怎么样了,我们谁也不知道。
如今新市街的老房子拆了不少。铜钟寺的杂树被砍了,成了一处佛道圣地,陷过鞋的水田改成了莲池。
可只要一想起露天电影,那些画面就清清楚楚地冒出来:“朱家里”的雨靴踩在泥里的声音、姐姐牵着我的那只手的温度、银幕上跳动的光影、还有那个在灯光下写诗的男人的侧脸,一一呈现在眼前。那些日子像浸在水里的棉花,沉甸甸的,却透着甜。原来最难忘的,从来不是电影本身,而是追着电影跑的那些夜晚,和那些攥着衣角、踩着泥水、光着脚丫也要往前赶的少年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