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易楚曈 通讯员/肖敏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茶陵县革命纪念馆内,三封抗战烈士的家书与遗信于展柜中静静陈列。信纸枯黄,但字里行间依然有血在涌,有泪灼烫。
抉择:将小我融于大义
“叔父、哥哥钧鉴,在抗日军政大学受训,大约阳历九月半可毕业。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企图灭亡中国,很快我们就要去前线,这是为了挽救中华民族之生存,任务重大,言不多叙,后再谈。”这是茶陵县秩堂镇马吉村烈士刘源远写给家里的一封信。
193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以西北抗日红军大学为基础,在瓦窑堡创办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1月,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
早年的刘源远参加工农红军,并在“反围剿”战斗中,多次立下战功;长征到达陕北后,他被选送到“抗大”学习。抗日战争时期,刘源远担任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某营教导员,1939年在冀中一次对日作战中牺牲,时年31岁。
茶陵县档案馆存留着刘源远的三封家信原件。这些信,都是他在1937年写的,寄信地址是陕西延安“抗大”,收信地址则是千里之外的茶陵家乡。
诀别:未言身后事,只道报国心
家国情怀不是抽象之辞,而是危难之际对“小家”的割舍,对“大国”的托举。
“为了革命把母丢,数年无音使母忧。”这是烈士陈宜胜写给母亲的遗信,从容不迫的笔触里,是他作为一名革命者的大从容。
“抗日战争时期,陈宜胜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盂县平(定)阳(曲)寿(阳)中心县委书记。1938年1月,他带领20余名战士从盂县到寿阳时遭遇日军,生命定格在太行山上。”茶陵县档案馆馆长陈科介绍。
抗日战争时期,茶陵县共有339人被载入当地英烈录。然而,大多事迹湮没于历史,能完整还原生平的人,凤毛麟角。
为了追寻烈士谭云的历史足迹,记者走访县档案馆、党史办,然而,史料记载寥寥,唯一的有效信息,源于原县党史办主任胡涤非的琐碎回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陕西的同志移交过来两张残缺的信纸,是谭云写给兄长的。后来,我们才搞清楚,他的真名叫谭夏生,至于他之前就有过怎样的经历,那就真的一片空白了。”胡涤非说。
“本应回家侍奉老母,然国家生死存亡之时,暂不能归家。家中一切,望兄多为照料,到了抗战彻底胜利之时,便是全家团聚之日。”寥寥数语间,谭云与亲人永诀,向家国明志。字里行间,尽是铮铮铁骨与不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