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震林的“长工”情怀

王厚成

1957年4月，谭震林带着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重托，风尘仆仆地回到阔别27年的攸县，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回故乡。谭震林此行，是来攸县开展民主办社试点工作的。

这是名符其实的京官下乡，要是封建社会，派头一定要大，非鸣锣开道，前呼后拥不可。然而，工人出身的谭震林不同，他不露声色地来到攸县，不要说老百姓，就是县城的许多官员都不知晓。

到达攸县后，他与县主要领导交换了一下意见，就组建了一无招牌、二无办公室的“攸县民主办社领导小组”。其实，这个小组非同一般，有中央部门的负责人，有省、地、县的部长和书记，工作队员有106人之多。一个中央的试点组，一个庞大的工作队，竟没有什么组长、副组长的头衔，都是队员的平等身份，也没有搞什么专门训练。就这么一伙人，一下子就去了试点上云桥乡，并很快印发了《关于贯彻民主办社运动训练干部内容提纲》。大家带着这个提纲，又在一天之内分头下到了试点乡的13个高级农业合作社，谭震林也一样下到了基层。

在上云桥乡，谭震林主持召开了一次全体农业社干部和社员代表联席会议。会上，他作了一个像报告又不像报告的讲话。讲话到中途，他问大家：“你们说，谁是我们农业社的‘老板’呢？”听众回答很热烈，有的说“是社长，是党支部书记”，有的说“是社委会”，谭震林听了以后，摆摆手说：“你们回答得都不对，农业社是农民群众自愿组织起来的集体经济组织，老板应该是社员群众，社长、支部书记、社委会的人都是干部，干部只是农业社和社员的长工。我这次来，就是做你们的大长工。”他接着说：“长工有事要和老板商量，按照老板的意见去办事。千万不能颠倒这种关系，颠倒了，就会忘记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前，有些干部就是颠倒了这种关系，才独断专行，办事不和群众商量。怎么种、种什么、种多少、收入如何、要开支些什么，个人说了算。少数干部还学了旧保长、旧甲长的坏作风，开口骂人，甚至打人，经济上又手脚不干净，社员怎么会没有意见呢？”一席话，说得大家心明眼亮，既明了事理，又明了身份。有的社员代表说：“哈哈，我们成了老板。”有的干部说：“啊，我们原来是长工。”

谭震林说自己是大长工，也就以身作则做长工，让社员群众当“老板”。有个农业社保管员，为集体养鸭保管鸭蛋，数量有一万多枚。有人说他私吃了集体的鸭蛋，保管员自己喊冤枉，社委会又说不清，群众又都公认他是个老实人。把问题交到工作队来以后，谭震林也不妄断。他想了个法儿，让社员民主选出几个既认真负责又办事公道的社员去清账。清账的社员，按照保管员的记数本，一笔一笔查，一笔一笔对。结果呢，少了17只蛋。账目公布后，谭震林问大家怎么办？社员认为，共收18600只蛋，只有这么点不对数，应该算正常损耗，一致表示“不能让保管员赔”。就这么简单，把问题解决了。谭震林用这个事例教育大家，这就叫“老板说了算”。又用它教育干部记住，“这就是怎样当长工”。

半个多世纪过去，谭震林的“长工”情怀，在历史的写照中犹存。由于老干部对这段佳话的传承，凡在上云桥工作的干部，都忘不了要做人民的长工。当年搞民主办社至今健在的老干部，则风趣地说：“我们学会做长工，忘不了师傅谭震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