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无声处听惊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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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上海6月15日电 上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一幅苍劲有力的书法作品静静陈列——

“作始也简 将毕也钜”。

落款：“董必武 一九五六年二月”。

是年2月，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来到一大会址，在帮助工作人员回忆了相关历史细节后，年届七旬的董必武感慨万千，挥毫写下这8个大字。

“这幅字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党和人民的事业越是向前发展，我们就越能感受到这句话的分量。”中共一大纪念馆馆长薛峰说。

“作始也简，将毕也钜”源自《庄子》，原文“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人们把其含义引申为：任何具有远大前程的事业，哪怕在初创时微不足道，等到将要完成时也必然发展得非常巨大。

许多历史事件正是如此。

站在当下，回望百年，我们把历史的长镜头对准1921年。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个在寻常日子召开的、在当时报纸上没有一点报道的会议，无声，却有力地，在风雨如晦的中国大地炸响了开天辟地的惊雷，为波澜壮阔的奋斗史诗写下了光辉的起笔。

在旧报章里，在泛黄的档案资料里，在亲历者的回忆里，我们还原那些曾经模糊的细节，探寻历经百年愈加清晰的大义。

“天井里有些烧剩的纸灰”

1921年7月23日，大暑，上海空气濡湿闷热。

入夜，法租界里一幢民居亮起昏黄的灯光。屋内，31岁的李汉俊正等着他的客人。

这幢位于望志路106号、有着青色砖墙和红色窗棂的石库门房子，是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俩一年前租下的，外界称其为“李公馆”。在李书城爱人薛文淑印象里，弟弟汉俊每天都很忙，常有朋友找他，搬来这里后，朋友来得更多了，时常还有外国人。

过了一会儿，客人陆续来了，多是年轻模样，但打扮各不相同，有穿长衫的，有穿中山装的，有穿西装的，有人留着八字胡须，也有人一脸稚气……另有两名外国人，高鼻梁、目光敏锐。

之后几天，同样的人又来了“李公馆”几回，其间他们还发生了多次“有力的争论”，但再见面时却看不出什么不愉快。

直到7月30日晚，李汉俊和朋友们的聚会，因一名陌生男子突然闯入而就此打断。

“我只是记得有一天，我回到家，一进门就发现天井里有些烧剩的纸灰，厨师老廖告诉我说，有法国巡捕来搜查过二先生（指汉俊）的房间，并说没有抓人。”薛文淑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当时的绝大多数上海市民、中国民众决不会想到，在自己陷于艰辛困顿之际，一群平均年龄28岁的志士，已经悄然成立了一个政党。这个政党，将彻底改变这座城市、这个国家，乃至今后的世界大格局。

“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

百年沧海桑田。当年“李公馆”所在的地界，早已从洋人的“国中之国”变成人民城市的新天地，是上海极具特色的商业街区。

百年薪火相传。梧桐掩映下，那幢古朴庄重的小楼模样未改，乌漆大门上的铜环熠熠生辉，越来越多年轻人专程而来，感悟赤诚初心。

“看到会址外流光溢彩的街景、衣着时尚的行人，有时也觉得反差巨大。但再一想，这现代化的城市、安居乐业的人民，不正是建党先驱们朝思暮想的景象吗？”一位青年参观者感慨。

1921年6月，湘江之畔，28岁的毛泽东接到一份“开会通知”，其中要求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各派代表两人，尽快到上海开会。

毛泽东兴奋不已，立即与何叔衡谋划秘密启程。

“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与何叔衡在《湖南通俗报》共事的谢觉哉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谢觉哉后来解释，5个圆圈指“共产主义者”，因怕泄密，故用圆圈代替。

发出这份“开会通知”的，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成立，陈独秀为书记。

“这不是上海地方性的党组织，而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面向全国、面向世界上有中国劳动群众的地方，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等方式，积极推动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忻平说。

“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参加中共一大前的几年间，20来岁的毛泽东在家乡看到了人民的艰难、官僚的麻木，立志要改造这一切。他创办《湘江评论》，在创刊宣言中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影响下，毛泽东于1920年夏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认定这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最后选择。

1921年1月，毛泽东复信蔡和森，对其提出的“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明确表示：“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对这批青年来说，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就如同找到一盏看清时事迷局的“探照灯”、一把解剖沉疴痼疾的“手术刀”。正当时人对“太平洋会议”抱有幻想时，李汉俊1921年7月在《共产党》月刊上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实质不过是日英美三国分赃中国的会议。他号召同胞：“不要希望什么太平洋会议，速行社会革命罢！”

“那座桥才是我们的真生命”

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这个秘密会议，四周暗流涌动。

参加会议的包惠僧回忆，7月30日晚，宣布开会不到半个钟点，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闯进了会场。“我们问他干什么？他把我们看了一眼说：‘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就匆忙下楼去了。马林则很机警地说：‘一定是包打听，我们马上解散，再定期开会。’”

果然，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包围了会场。

因担心住处遭到搜查，代表们立即前往《新青年》编辑部暂避。大约过了两个钟点，包惠僧放心不下“留守”的李汉俊、陈公博，返回“李公馆”探看。李汉俊告诉他，写字桌抽屉内就有一份党的纲领，没有被发现，很侥幸！

研究者认为，这一变故与租界警方对共产国际参会代表马林的监控有关。

至此，上海的会议不得不告一段落，代表们从石库门出发，登上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大会在紧张气氛下继续进行……

从上海到嘉兴，一周多时间里，代表们操着天南地北的口音，热烈探讨改造国家的办法。会场内外，两个中国，一个昏暗、痛苦，一个则宣示着她的青春、梦想。

把目光再次聚焦这群年轻人——13位代表中，8人有大学学历，其中4人留学日本、3人就读于北京大学，而在当时，全国能接受现代教育的人口不到1％。

显然，以他们的学识，足可衣食无忧。参与建党，投身革命，乃至牺牲生命，他们追求的不是个人命运的改变，而是苦难民族的新生。

正如1920年陈独秀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中关于生命的探讨：“你见过蝗虫，他们怎样渡河么？第一个走下水边，被水冲去了，于是第二个又来，于是第三个，于是第四个；到后来，他们的死骸堆积起来，成了一座桥，其余的便过去了。那过去底人不是我们的真生命，那座桥才是我们的真生命，永远的生命！”

尾声：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上，我们应当缅怀，永远缅怀那些在沉沉黑夜中点燃火种、献身光明的人。我们更应自信，这个走过一百年的伟大政党，之所以彻底改变了中国、深刻影响了世界，只因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作始也简，将毕也钜。因为相信，所以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