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盘龙
由于受疫情影响,没有回家乡过年。但春节回乡过年,对于离开家乡三十多年的我,一直是心中最快乐的事情!
回乡过年,有贺知章《回乡偶书》的尴尬,有余光中《乡愁》的那种感伤情怀。尽管沧海桑田,世事变迁,而让我始终无法忘怀的还是小村里的团拜会。
小时候,我是最企盼过年的。家里条件不好,到了年底,多多少少生活有所改善;还可以参加村里的团拜会,到长辈那里拜年,可以得到几元钱不等的压岁钱。那时的几元钱于我而言,无疑就是一笔巨款!一学年的学费才五角钱啊!从我记事起,小村一直延续着祖辈人传下来的习惯:大年初一,从村上的长辈家开始,全村每家每户必到,实行集体团拜。
20世纪70年代,初一的早上,不到六点钟,我就踏着厚厚的积雪,挨家挨户到村上的长辈家拜年。敲着赵叔家厚厚的木门,口中说道:“赵叔,给您磕头拜年啦。”
然后,再急忙向我亲二叔家走去。这一次,是真的跪在门口,实实在在地磕了三个响头。就这样,我穿着对折直筒的棉裤,流着清水鼻涕,在瑟瑟寒风中,伴随着脚下“嘎吱嘎吱”的声响,不知不觉在小村大团拜开始前,我走完了所有的长辈家。等到正式团拜开始,我在帽子前面涂上一把雪,跟着大人家家户户走到。
到赵叔家,我指着帽子上的雪,把手伸向赵叔,赵叔啥也没说,高兴地掏出五角钱塞给我。一上午,最多时可以得到十几块钱呢!每次给钱时,长辈们都会语重心长地叮嘱我要知道家里是啥情况,一定要把学习抓紧,考不上大学就娶不上媳妇!长辈们对我的嘱托,几乎都离不开“咱人穷,但不能志穷”“读书一定要抓紧啊”“小时受罪不算受罪,老了受罪才算受罪”等。
70年代中期,等到我上大学,走出小村后参加工作后,再参加小村的团拜会,赵叔等长辈们的嘱托则变成了“在外面吃‘国家粮’,要按规矩办事,走正道,要给咱村上的老少爷们争光”“如今不愁吃,不愁穿,都是搭帮共产党的恩呐,咱队上出了五十多个大学生,在外边上班都规规矩矩的,我们走出去,脸上可有光彩啊。”
到了新世纪,小村不再是我离家外出求学时那个尚不富裕、尚在为温饱而忙碌的小村了。三十多年来,小村在悄悄中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去年回乡参加小村的团拜会,85岁的赵叔捋着自己山羊胡子,对我语重心长地说:“如今社会好得很啊,顿顿大鱼大肉,天天都在过年啊。你们在外面工作的人,一定要爱国,一定要好好工作。”是啊,仅我二哥所在的第四村民小组,50户人家,就有32户购买了小汽车,有38户在县城购置了电梯房。
千千万万的游子和我一样,像一棵小树,心和魂都深深地扎根在故乡的泥土中,在大地中汲取营养,最终都会成长为对社会有用的参天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