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防治疫病

杨湘容

截止到3月11日，株洲市新冠肺炎疫情已连续18天无新增确诊病例，在此之前，湖南省已决定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由一级调整为二级，可以说，整个湖南省的疫情防控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今天的新闻，便是明日的历史；同样的，今日的历史，亦是昨日之新闻。在100年前的几乎同样的时间，湖南爆发了比较严重的“春瘟疫”，给彼时的三湘父老带来极为惨痛的伤害。诞生于社会剧烈动荡时期的《湖南大公报》，报道了此次疫情的方方面面，也让百年后的我们能从新闻纸上感知百年前的湖南“春瘟疫”的种种。

百年前的湖南瘟疫是如何发生的

民国初年，湖南政局动荡，战乱不已。兵燹水旱交乘，导致疫疠肆虐，民不堪命，尤以1919年年底到1920年春夏的疫情最为严重。

回看《湖南大公报》在疫情期间的报道，我们可以发现，瘟疫的流行，固然与时局的动乱有直接联系，同时也是诸多自然因素的结果。

首先是因为气候失常。“去年冬季久晴，数月不第雨，自入正以来，阴雨连绵，寒度加重, 近曰大贤镇临湘镇黑糜峰一带地方居民，发现一种春瘟疫……”（《湖南大公报》 1920.3.18 《四乡春瘟症爆发》），“现值春交夏令，河水暴涨, 气候冷热不常，故近日城厢内外居民，多生疾病” （《湖南大公报》 1920.4.20 《令防春瘟症》）。“近日大雨之后，时值暴热，又忽发生黑痧症一人。今年春瘟盛行，多系气候失和之故” （《湖南大公报》 1920.7.11 《警厅通告注重卫生》）。天气变化太快，太频繁，都会使人的机体 适应能力减弱，瘟疫病菌便趁隙而入可见气候失常是引起疫灾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是因为水灾。“前因春雨连绵，阳气不能发舒，以致郁为瘟疫”，岳阳也“值霪雨兼旬，湖水暴涨，沿河两岸，庐舍田禾淹没殆尽” （《湖南大公报》 1920.7.11 《警厅通告注重卫生》）。在1920年的《大公报》中，诸如“江水暴涨”，“出现水灾”之类的报道常有出现。瘟疫与水灾时常相提并论。大水过后，由于空气湿度增大，物资缺乏，人民的饮食起居非常艰难。而且，灾民为了避水，往往搭蓬合居，各种病菌容易滋生，即使是在当今的生活条件之下，政府仍要提醒谨防疫病。当时，既缺乏必要的预防措施，又无良好的诊治条件，发生瘟疫也是不足为奇的。

瘟疫由病菌引起，而病菌又常滋生在脏乱的地方。生活水平的低下也是疫灾产生的原因之一。据报导患疫病者“多属贫民小户，居室所窄，污水秽物集多，户所疏于开放” （《湖南大公报》 1920.4.03 《榔梨市发现春瘟症》），常居此间，要想不得病，实属困难。

除了上述原因以外，在永州、长沙等地，还有另外一个起因，即“黄鳝生瘟说”：“易荫昌君投稿云，今年春瘟盛行，多系气候失和之故。不意其中亦有特别原因。永州今日瘟疫极盛，死人不少。鄙人昨经该地，至饭店小饥，命烹鳝一簋（永俗嗜鳝，味亦不恶）。店徒失色，余异之，叩其故。店徒云今年菩萨收人，特生毒鱔。并云某宅死几人，某宅病危几人，皆鳝之故，于是相戒不食，而瘟亦稍减。言之凿凿，予疑之，该地教士某君通医理。问之。据云鳝微有毒，不至杀人。惟多食本不相宜。今年水潦为灾，蛇子以及各种毒卵，埋伏泥水中者甚多，鳝鳅食之，互相传染，为以毒能杀人。余按我国外科有鳝漏黄鳅痈青蛇毒等症，且列入五毒之一，习惯以午食之，谓能攻毒，甚有毒可想见，惟能如此次之甚耳，证某君言” （《湖南大公报》 1920.4.03 《黄鳝生瘟说》）。“黄鳝生瘟”可能与黄鳝体内的寄生虫卵有关，至于是否科学，还有待医学家证实，余不多言。

百年前湖南瘟疫流行的特点及严重后果

瘟疫是流行性急性传染病。传染速度快，死亡率高是1920年湖南省疫灾的一大特点。

“麻林桥望冲地方，有吴于和者，务农为业。夫妻二人育子女六名，勤俭治家，颇称小裕。于今年正月元旦日，第四子忽患麻症，狂烧大热，至夜即死，草草掩埋。至初三日长子又患头痛足软之症，次日又卒。至初七日第二第三两子，同时患头痛发烧之症，是夜同时而卒。吴于和忿极，乃将自备之棺一具，将两子作一棺埋之。尚余幼子女病又发作，吴骇极，尽夜送往外婆家，外婆家亦传染是疫，吴又送往清太乡姑母家，隔家数十里……”，“长沙榔梨市今发现春瘟病疫，死亡人数甚多。据该警察调查于下。护佑团下塘子柳福才之女桂贞，十岁，头痛发烧，二天病故。柳福才之妻伍氏，四十岁，头痛发烧咳嗽，四天病故，下塘子李敬孚侄女大贞六岁，头痛呕吐，一天身故。徐家坡李生廷妻陈氏，四十六岁，头痛呕吐身故。徐家坡李生廷之女，适刘，十五岁，回家看母染病，二天身故。刘花围苏长林之女二贞，五岁，头痛呕吐，二天身故。熊家园邹厚生之子长保，八岁，头痛呕吐，一天身故。保靖团黎市正街王道腴之女春贞，十八岁，头痛发烧畏寒咳嗽，五天身故。明道镇善化桥烂园子刘锡廷之侄行八，二十岁，头痛发烧，二日身故。又刘八之妻李氏，十八岁，头痛发烧畏寒咳嗽，二天身故” （《湖南大公报》 1920.04.09 《北门外春瘟发现》）。 所以，无论什么人染上瘟疫，几乎都难逃此劫。

这次疫灾的另一特点，是传播影响面积大。由上可知，无论男女老少，都有传染疾病的可能。此外，发病面积也极广，湘中湘北等地都有病例：“长沙市榔梨市明道万寿龙喜各镇乡一带地方，发生春瘟病疫，己志报端。兹闻该处瘟疫，渐次流行，居民病毙者日见增多”，“北门外苏家，楚家湖地方，有袁桂林者，耕田为业，家道小康。合男女大小计有二十二人, 一时春瘟暴发，传染甚速，闻数日之间染春瘟，病者十八人，七日之间一连死去九人”，“西乡白笤铺、南乡大托铺两处警察分所因入春以来,所辖各镇乡人民患疫及死亡者甚多”（《湖南大公报》 1920.05.11 《长沙西南两乡之瘟症》），仅长沙，就由榔梨市一直蔓延到西南、西北。辰州曾在1919年8、 9月间发生过瘟疫，“而到今年此恶煞又两次侵袭”，“近以大雨之后，时值暴热，又忽发黑痧症一人，危险与去岁痧麻各症无异，发病之初，或走泄或肚痛，原因不一” （《湖南大公报》 1920.08.06 《辰州疫症又发现》）。与此同时，岳阳、醴陵等地也未能幸兔。尤其是醴陵，“瘟疫暴发，一日之间，死者一、二十人不等，查疫发生在城东门一带，是觉头痛，或肚泄下洩之症……而近一星期来，计死者己达百数十人之多，可谓惨矣” （《湖南大公报》 1920.09.02 《湘潭特约通信》）。岳阳在遭受洪涝的肆虐之后，瘟疫也随之而来，“良以岳阳当兵燹水灾之后，瘟疫发予城厢内外，因患疟疾转痢症以陨命者固多，而回乡因此病亡者，更复不少，近者几处发生，较前益厉，其症甚烈”。 而常德也在特约通信中报导“常郡近来发生一种瘟症（又名时症)” （《湖南大公报》 1920.08.06 《常德特约通信》）。辰溪亦“时疫流行”。此次疫灾几乎席卷了大半个湖南省，给人民、给社会造成严重损失。

1920年的瘟疫不仅影响地区广，而且持续时间长。从3月开始就时有有关瘟疫的报导见于报端，直至9月17日才开始稍稍平息。尽管如此，瘟疫仍未绝迹，10月还偶有有关病例报道。

瘟疫的发生给湖南省带来的灾难是深重的。首先它导致了人口数量的锐减，许多青壮年因为患病而死亡，许多婴孩也由此而夭折。湖南防疫处从9月1日开始到14日止，每天都发布 “逐日报单”。据报告，8月30日 “疑似患者人数一百十五人，真性患者人数七十九人，治愈者人数一十六人，死亡者人数二十三人”，而且从连续十多天的报单来看，当时患者甚多，死亡人数远远超过治愈人数，瘟疫己成为当时人民的一大公敌，人人惟恐避之不及。但是由于生活水平太差，治疗条件太恶劣，疫病传染太迅速，人们根本不及躲避。人口数量的减少，严重影响了社会生产和人民的生活。染灾地区的社会发展几乎停滞，税收锐减，政府还要出钱防治，这无疑是给本己落后的湖南一记重重的打击。

其次，广大劳动人民处在兵燹水灾瘟病交患之际，生活异常艰辛。“羊毛出在羊身上”，防灾治灾的费用最终仍要分摊给农民，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而且，患病者多是贫民小户，致使贫者更贫，加剧了社会矛盾。

百年前湖南瘟疫的防治之法

为了防治瘟疫，湖南各地采取了一些措施，少数患者得到治愈。

首先将患病者进行隔离，以免传染。“对于己发疫症之户，受病之人，勒令隔居，所有衣服便桶及一切用器，均令以石灰水洗涤，未发疫之户，亦令其将污水移物扫除，开放户牖以免传染云” （《湖南大公报》 1920.04.20 《令防春瘟症》）。因为瘟疫具有传染性，所以当即隔离对于防止疫病蔓延不失为一有效之策。

据《湖南大公报》4月20日的《令防春瘟症》来看，防治瘟疫己引起社会各界极大重视。在辰州“经善土会议延业名医研究拯救之法。于辛城设立疫救济会，送诊不收费，并此间福音堂医院普施诊治之方” （《湖南大公报》 1920.08.06 《辰州疫症又发现》）。设立救济会是一种救济措施，防疫所的设置对于防止瘟疫蔓延 也起了很大作用。

防疫的另一措施是加强卫生清洁工作，以及对于防疫的宣传。“余昨至该县城见李司令官贴有布告，严禁买卖油货、凉粉、南瓜及一切不合时宜所食之物，以杜病源” （《湖南大公报》 1920.10.12 《辰州时疫之流行》）。警厅也通告要注意卫生，“一面保持清洁，一面取缔食品。凡市场陈烂之水果，腐坏之肉类，及一切不良之食物，严行禁止买卖。并随时劝谕居民，对于饮食起居，加强审慎。况值此水涨之时，饮料尤属不洁，饮水诸户应将管仲降香明矾生姜等类，置于水缸内，茶水更应沸滚，去尽微生物，方可服饮。室内尤宜清洁，空气恒使流通，厕所沟渠，常洒石灰及炭酸水以杀微菌，庶消隐患于无形，共享健康之幸福。除布告人民告示预防，并注重公共卫生外，合行令仰该署长，即便遵照，特别注意。凡与卫生上认为有害者，严予取缔，毋稍疏懈，是为至要。切切此令” （《湖南大公报》 1920.04.20 《令防春瘟症》）。 各地还加强宣传工作，在报纸上发布“防疫消息”，“防疫警告”，“特约通讯”等，密切注意疫情发展，提醒人民疫病密集区以及流行时疫。湘潭还利用了当时尚为少见的电影，“湘潭十二总三育社在岳州湘阴一带，拍照患虎列拉病人种种状况之影片多张，装成电戏，任人往观，不取分文云” （《湖南大公 报》 1920.09.02 《湘潭特约通信》）。由引可见，各地对于防治疫病的确花了一些心思。

瘟疫病毒由人携带，由人传染，而人总在游移活动之中。为了杜绝疫病蔓延，设立检疫所己成为必然。《湖南大公报》8月17号的《关于防疫之消息》对检疫工作做了全面部署：“已召集各医院医士研究防疫之方，并就回公署设立防疫所，以策进行。查各埠轮船来湘，坐客复杂，如有瘟疫，最易流行。非严行取缔，不足以遏病根，拟暂借贵税关上房屋数间，为临时检查所，自本月十六日起，所有轮船到岸，请饬令停泊税关附近，听侯医士检查，确无疾病，方准上陆，否则即行分送医院，或隔离所。系关公共卫生，除令行警察监外，相应备贵两税务司，请烦查照施工行云……湖南防疫总检查所昨特规定检查民船虎列拉传染病方法，拟定四条于后：（一）医生选兵士民警若干名，每日所有民船经过，必须检查一次，并须和颜悦色，明白开导，不可仓皇鲁莽，致生误会。（二）遇有虎列拉病人立即令其送入防疫医院医治， 如疑似虎列拉病者，即送入隔离所，将该民船一律严加消毒，并扣留五日，不准开拔。（三) 遇有罹虎列拉而死者，立即勒令埋葬，其消毒方法如下，其同船人均送隔离所以杜蔓延，船上所有货物派人看管（四）消毒方法：①烧却；②蒸汽消毒；③煮沸消毒”。

当时，还有一些出天花的病例，政府提拔光洋六百元，派员赴汉购办苗浆纱布药品等物, 并“规定每日上午九时至十二时在西长街至善堂，下午一时至四时在青石井慈善堂（施种牛痘），随到随种，概不收费” （《湖南大公报》 1920.09.02 《警厅施种牛痘》）。

百年前湖南防疫之反思

防治瘟疫在当时引起了各有关部门的关注，所进行的工作对于瘟疫的控制起了一定的作用，治愈人数也有所增加。但在总体上，防疫收获甚微，这是因为当时政府的腐败，忙于内战,争权夺利，对于民生疾苦则几乎不顾。为杜民怨才不得不做一些表面文章。

值得指出的是，在许多地方，当局甚至采用了非常愚味可笑的迷信方法来防治瘟疫：“辰溪时疫流行，发源于知事公署与狱署。囚犯一日死四人，渐传及四城北门外隅，一日死十七八人，城内外死亡相继，人人自危，于是迎神建醮，舞灯唱戏，无所不至，而瘟疫终不可减。张知事自谓福薄德鲜，不能荫护人民生命，拟即辞职，以让贤能。而味同鸡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遂妙想天开，仿溆浦避瘟过秋年之故事，定于阴历八月二十一日过年。饬各保正, 四门鸣锣，大声疾呼过年休息三日，如有不遵，罚洋六元，人民为生命计，为自卫计，家家贴对联、糊门神、收香钱、舞龙灯。锣鼓之声，与鞭炮之声相应答，可谓极一时之盛。其对联有‘过年恰在中秋后，去病何须半夏方’，又有‘才过中秋刚五日，又是民国第 十年’ 。” （《湖南大公报》 1920.10.12 《辰溪时疫之流行》）用过年治瘟疫的方法无异于传统的“冲喜”，是于事无补的，但无论是政府还是百姓都乐于此道，其愚昧无知是可想而知的。

总之，不管使用的是较科学的方法还是迷信的方法，为了防治瘟疫，湖南省几乎是全民总动员，耗时耗资，成效却十分有限。

纵观1920年的湖南疫灾，它与兵灾、水灾并发，给社会造成危害，给人民带来痛苦。兵、水、疫恶性循环，相互影响，其结果是人口锐减，灾民逃亡，生产停滞，社会动乱。

历史证明：天灾与人祸互为因果，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无法克服瘟疫给人民带来的灾害的，而反观今日新冠肺炎疫情下从上到下的应对之策，既有制度层面的高屋建瓴，亦有具体而微的诊疗手段，再加上民众高度配合的隔离政策，也让我们坚信，一定能打赢这场疫情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