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攸县青年诗人与鲁迅的交往

陈浩望

在北京鲁迅博物馆里，保存有两份六十多年前日本东京中国留学生组织的“诗歌社”编辑出版的《诗歌》创刊号。里边有一首题为《进行曲》的长诗，叙述两个青年农民，在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剥削下，穷困，无路可走，只得离乡背井，走出了家乡。《进行曲》的最后一句是“走出桥头镇就会天明。”

“桥头镇”并非一个镇，而是攸县的一个乡村地名，也就是今天的攸县渌田镇五星村上新屋组，而这首诗的署名则为蔡斐君。

一个攸县青年的新诗，是如何出现在鲁迅博物馆的呢？这其中，还有段颇有意味的故事。

去国万里的青年诗人

蔡斐君又叫蔡健，1914年1月18日生于桥头屋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是著名美学家蔡仪的胞弟。他从小就喜欢阅读家藏的新文学书刊，培养了对新文学的最初兴趣。

在攸县和长沙上完小学、初中、高中后，蔡健于1933年去日本留学，先读预科，后升入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文学部学习。留学生中不乏诗歌爱好者，蔡健也是其中的一员。他们凭着自己的激情和诗艺，办起了《诗歌》。这是他们发表作品、进行诗歌理论探索的阵地。

当时，流行着一种口号诗。在某些诗人的笔下，诗不是由于它的思想意义发挥战斗作用，而是借助于满纸口号。蔡健想，诗与口号是不是应该有区别呢？同时，又在不少人的笔下，诗写得与散文差不多，而又不是鲁迅先生的《野草》那种散文诗，它既没有诗的节奏，也没有诗的情思。蔡健想：诗与散文是应该有区别的。作为一个正在试着写诗的艺术爱好者，到底走什么道路呢？蔡健对这个问题不够明确，有些苦恼。他希望求得指引，但是，当时没有人能作出正确的解答。

正当蔡健就诗歌的创造和发展道路问题认真探索的时候，蔡健家道中落，家里无法继续供他留学的学费。他不得不回国。

1935年暑假，蔡健由日本回到了上海。他的好友杨慧修到码头上去迎接他。杨见他带着两大箱书籍回来，惊骇的问：“怎么，你不打算回转去了吗？”“经济困难，读不下去了啊！”

这时的蔡健沉浸在重重苦恼中，民族的灾难，个人的前途，以及艺术探索中方向不明的种种问题，像落在茫茫黑夜的孤苦行人，需要寻找指路的明灯。这时，年轻的蔡健想起了常给青年指导的鲁迅先生。

跟鲁迅探讨新诗

蔡健从杨慧修处探得了鲁迅先生转信的地方，在上海客栈给鲁迅寄去了一封信，就“诗与口号”、“诗与散文”是不是有区别这两个问题，向鲁迅先生请教，并谈了些个人看法。不久，就收到了鲁迅先生的回信：

“斐君先生：八月十一日信，顷已收到，前一回也收到的……我对于诗，一向未曾研究过，实在不能说些什么。我以为随便乱谈，是很不好的。但这回所说的两个问题，我以为先生的主张，和我的意见并不两样。这些意见，也曾零零杂杂的发表过。其实，口号是口号，诗是诗。如果用进去还是好诗，用亦可，倘生坏诗，即和用不用都无关。譬如文学与宣传，原不过说：凡有文学，都是宣传，因为其中总不免传布着什么，但后来却有人解为文字必须故意做成宣传文字的样子了。诗必用口号，其误正等。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

信的前一部分，精辟地回答了“诗与口号”的关系问题。

后一部分，精辟地回答了“诗与散文”的关系问题。

蔡健收到鲁迅的信后，非常激动，终生难以忘怀。此后一直至1936年鲁迅先生逝世前，蔡健和鲁迅还通过好几封信，其间蔡健寄过几次诗请鲁迅指教，也寄过两次翻译稿，请鲁迅校阅。诗稿中有一首较长的《进行曲》的续编，翻译稿中，一篇是从英译本译出的俄国冈察罗夫的《阿波罗莫夫》的前五章，另一篇是从日文转译的一个德国反对希特勒法西斯统治的剧本《谟汉默教授》(后有人翻译出版题为《马门教授》)。鲁迅给了回信。这就是《鲁迅书信集》中《致蔡斐君》一信中所说的“阅看创作或校对翻译”所指的内容。

持之以恒的鲁迅研究者

鲁迅给蔡健的几次书信，第一封，是鲁迅先生逝世后不久，许广平写信给蔡健征集鲁迅遗书时，蔡健选择寄去的一封，也就是至今尚保存了的这封信，并保存了信的原手迹；《鲁迅书信集》中的第二封信(致蔡斐君)是鲁迅先生病中写好后，由许广平手抄留下来的。而其他几封信，在抗战时期蔡健的流离生活中遗失了。蔡健为此曾负疚终生。

受鲁迅的鼓舞，蔡健在后来从事教学的几十年中，长期对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对鲁迅进行了持之以恒的研究。他在湖南师范大学任教时，主编和执笔编写的教材《中国现代文艺斗争思想史纲》、《鲁迅作品选讲》等很受高校学术界重视。他系统研究鲁迅后，发表了一系列的学术论文，其成果已集结在《鲁迅道路试探》一书中。国内外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都赞扬这本书“是鲁迅研究的可喜收获”，“解决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尤其是鲁迅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蔡健先生已于1995年9月20日逝世，悼词说“蔡先生是当之无愧的鲁迅研究专家，是与鲁迅有过直接接触的可数的几个研究鲁迅的著名学者之一”，端是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