醴陵旧时田园风光素描
丁水生
筒车（资料图）
《天工开物》中的筒车插图
“筒车唧挽水，唧哑唧唧呃（书面语为‘吱哑吱吱呃’）……”
这两句醴陵人耳熟能详的童谣，你必须用地地道道的本土方言去读，才能品出它的韵味，品出它的幽默。第一句中的这个“唧”，本身是个无意义的虚词，在醴陵方言中却大有用场：公唧、婆唧、伢唧、妹唧、轻轻唧、一刻唧……听来给人一种极温柔、极舒服的感受，换一个字或抽掉这个字，读成公公、婆婆、伢子、妹子……就立刻显得干巴巴全无情趣。后面一句中同是这个“唧”，在此又被用为象声词，但醴陵方言使其中第一、第三两个“唧”的读音转为“既”，如同广东话“吱”读成“机”，带有与粤语融合的某些痕迹。用醴陵方言连起来读，就变成了“既哑既唧呃”，简直就是轮毂或门轴摩擦之声的再现！
它惟妙惟肖地表现出筒车转动的声音甚至形态，以及醴陵人对它亲切的喜爱之情。只要你熟悉它或者是见到过它，哼着这两句歌谣，它那苔藓满身、巨大威严、从容不迫地转动不停的身躯雄姿，立刻就能浮现在你的眼前。
远去的筒车
醴陵城南王家码头附近，曾有一架筒车。上些年纪的醴陵人，或许还会记得甚至亲历过这么一幅图景：盛夏黄昏，码头上喧嚷拥挤着成群结队来游泳、洗澡的人。男人 大多赤膊短裤，仿佛是在有意展示自己有力的躯干和发达的肌肉；细伢子们则大多光着屁股，欢叫着追前赶后，只想一个“猛子”就“扑通、扑通”扎进河里去；古老码头连接着的一条石板河街，被他们赤脚匆匆来往的大步踩得湿漉漉的，充满了灵气。有些媳妇和青年女子、白发老者也受不住这水的诱惑，不脱衣裤就下了河，但他们一般都稳重地并不游向江心，只是惬意地在近岸任由江流冲刷着自己的躯体。而在码头石阶和伸向河心的木跳板上，几个阿姨、大嫂或蹲或跪挥着棒槌，正在捣洗着一家人的衣物。间或有谁抬头去撩一撩额前秀发，那眼光不是在寻找急流中的老公、就是担心着自己在搏浪的孩子。看似随意的一瞥中，缱绻深情流露得真切而又微妙。
那架巨大的筒车，就矗立在码头上游不远处的河湾。从西山密林深处流下来的一条小河，哼着歌谣穿过“二圣桥”向着河湾扑来。一道木桩和卵石筑成的坝堰从这里横过江去，隔着状元洲头和河道另一边的水坝遥遥成一线。三两处炊烟，正依依袅袅从对面东城大街临河那一幢幢吊脚楼飘逸出来。渌江之水，在把它抬高了的坝堰面前显得是那么湍急，奔腾吼叫着漫过坝顶倾泻而下，或从年深月久、朽败歪仄的木桩缝隙中激溅而出；鱼儿们却偏要跳“龙门”似的逆着急水往上游，一条一条在人脚背、胯下滑来又钻去；江水则清澈得让你可以数出河底沙滩上的卵石螺贝。一个被人视如“精怪”的“水鬼”，顺手从木桩底下、或水草丛中逮住一条鱼扔到岸上，引来一河的惊叹；河湾上游来了一艘满载煤炭的大货船，正风帆高举从坝口航道急驶而下，“掌舵老大”如一棵松树镇在船尾，纹丝不动地稳稳扳住航舵目视前方。船离坝不远，他就感觉尾舵似有摇摆，一扫眼瞧河中，却是几个“光屁股”的顽童扳着舵页在玩浮水溜船的游戏！恼怒的船老大举篙正想驱赶，却又被孩子们调皮地逃离逗乐，并冲岸边什么地方打去一个漂亮的响哨，竟立刻引来一位正牵挂着孩子的母亲莞尔一笑。这一笑非同小可，船老大禁不住喉咙发痒，扯起山歌继续行船。快乐的歌声和这足以令人微醉的倩笑，如夏夜傍晚初起的和风，在满河滩温馨地盈盈飘荡……
筒车仍在那里不紧不慢地转动着。水声哗哗，源源不断地倾向高高架起的木槽和连接着它的水渠。河坡上去是一大片田畴沃野，远处“马背岭”上高高的“起元塔”，已渐渐融入暮色；一阵一阵的蛙鼓此起彼落，已收或待收割的水稻田里，散发出泥土、稻穗的混合之香。挨着码头的“白云观”，清晰传来庙里晚祷诵经时“橐、橐”的木鱼敲击声。这暮鼓晨钟的城郊胜景，曾经是那么令人神往……
只是非常可惜，醴陵城区这最后一架筒车，大约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人们一片呐喊声中轰然倒塌并被肢解拆卸。再后来，是错杂高耸的现代楼盘，挤兑了这江畔的城市空间，遮断了“起元塔”投来的深情瞭望。从此，再也听不到筒车对渌江河的浅斟低唱……
筒车的文化渊源
筒车又叫水车，以竹木为主编成巨大的轮毂，借水力冲击而施吸水灌溉之功。据史料载，唐代陈廷章曾作《水轮赋》以记之。可见最迟在唐代，水车即已形成出现。自唐代后期至宋朝，经济文化重心逐渐从中原向南方转移，特别是随着北宋金人入侵，宋室南渡，江南从此更成为朝廷财赋来源重地。这种情况大大推动了以灌溉、耕犁为主要支撑的南方稻作生产体系的发展，并以两宋时代水车空前繁荣发展为标志，形成蔚为大观的水车文化。当时许多重要的政治家、文学家、诗人如范仲淹、王安石、苏轼、张孝祥等等，都曾对此留下优秀诗篇。
醴陵农村水车始用于何时，已不见记述。据《民国醴陵县志》载：宋仁宗时，曾遣使从占城（今越南）购早稻种万石分给农民种植，至今仍俗称为“番子”。这是醴陵种植双季稻的开始。从上文所述两宋稻作体系形成、以及水车繁荣发展的大背景分析，至少在南宋，筒车就已在醴陵得到普遍应用。范成大、杨万里、刘克庄等著名诗人，都曾从水路经由醴陵过往，如范成大就有“渌水桥边县……”之句。说明在那时，渌江就是一条水量充沛并引起他们注意的河流，筒车早已被广泛利用。只是因为他们来去匆匆，未及为它写下诗篇。
幸运的是，清朝嘉庆年间，曾任醴陵县学训导的桂阳州人氏吴鲸，曾作《咏渌江筒车》诗一首，历来被人们注意和传诵，其诗如下：“渌江如油坝如堵，水车匝匝连村坞。一岁再获成膏腴，醴人藉此丰积贮 。机油转轮轮缀筒，枝柯横贯相撑拄。团栾编竹作篷叶，后叶方沉前叶举。堵水迫叶叶迫轮，连筒昼夜无停阻。低时舀水筒半昂，高时泻水筒渐俯。渴乌接翅正投渊，浴凫衔尾忽飏渚。一部水乐声咿哑，万姓欢呼到儿女。桔槔不救田龟坼，足踏手戽劳田父。爱兹大利在农功，为霖济旱滋禾黍。漫訾人巧夺天工，利用前民圣所与。天然美丽岂机心，搰搰丈人终自苦。”
感谢乾隆时这位举人出身的吴鲸，在醴陵渌江书院孜孜训育人才之余，还能这样细致入微地体察当地的农耕活动。“团栾编竹作篷叶，后叶方沉前叶举”“低时舀水筒半昂，高时泻水筒渐俯”，渌江筒车的构造、功用乃至器材使用，写得这样真切如见，绝不是抄着手臂踱步就能做到的。这需要一种艺术提炼的功力，更需要一种至爱关切的情怀。你看他一开篇，“渌江如油”寥寥四字，不就写尽他和农民爱水如命的情感！这四个字使得后面“一部水乐声咿哑，万姓欢呼到儿女”的描写，尤其显得有力度和深度。这首诗能够成为醴陵农耕文化的典型象征，受到人们的喜爱而流传不衰，绝不是偶然的。
新时代的筒车精神
筒车在水利当中的应用，可说是我们祖先对“敬天以顺时”和“天人合一”观念最完美的演绎。据《民国醴陵县志》载，当时在渌江及其支流上下，共筑有坝堰652座，而耸立着的比这数量更多的水车的巍巍身影， 却又无一不与周围环境共相和谐。古人头脑中并没有“环保”“污染”等一类字眼，但他们的智慧创造，又无一不与水车赖以转动的陂（坝）岸之地理地势，江中之水流水速取得最大的统一。这是不选择中的精心布置，是不经意中的刻意安排。前述诗中有句“天然美丽岂机心”，吴鲸老先生的赞美，可谓把先人对自然顺势而用的妙谛一语道尽！
醴陵的水车体系中，还有一个品种叫作“龙骨水车”，也即吴鲸在诗中提到的“足踏手戽劳田父”那一种。它以木质箱函内装配状若长蛇以轮轴带动的节节戽片发力，比桔槔轻巧而又不靠人力用脚踏或用手摇。所以诗人最后说“搰搰丈人终自苦”，流露出他对农民辛勤劳累的深切同情，读后令人怦然心动。
翻天覆地的时代巨变和工业文明的进步，使我们告别了古老而又硕重的筒车。而古代农耕文化中无论是工具、技术、耕作、节气、岁时、祭祀等等，也无一不在新的时代被赋予新的内容，既有继承发展，也有扬弃创新。在许多领域，我们都创造了无愧于先人的成就。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醴陵清水江乡农民贺继生，就曾以制造“世界第一部插秧机”的光荣，使他在友好邻邦尼泊尔国王面前作过现场演示，并把他和国王及王室其他成员的合影，光荣地展示在县城照相馆那明亮的橱窗，令多少和他同辈的醴陵青年精神一振！后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醴陵又涌现了“国际杰出稻农”瞿永寿；接下来九十年代全国“吨粮田”的建设中，醴陵更是第一个获得长江流域双季稻亩产过双千斤的殊荣。
古代农耕文化是一部内容丰富、不可穷尽的大书。本文只是以水车文化为其典型象征，描叙它在醴陵曾有过或代表过的田园风光。所以我们至今仍然不会忘记水车。有人说：一个没有理想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同样地，一个没有记忆、不善于继承的民族，也应该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听说，在规划建设中的醴陵流星潭城市新园区，将恢复重建起包括水车在内的某些传统农耕文化景观，这足以令人高兴而又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