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我一头扎进醴陵石亭镇的老家,过了个久违的团聚年。走亲访友,颇为喜庆热闹,在一位已逾95岁高龄,须称为祖姥姥的老屋里做客时,无意中发现这栋老屋厅堂的梁柱上,竟然还挂着一只五寸上下、四四方方、像礼品盒一样的木质高音喇叭。木盒中心的五角星洞孔发声处,红彤彤的绸布蒙罩得严严实实。我眯着眼打量,尽管木盒被千丝万缕的蜘蛛网重重包围,但我还是一眼认出了它,一瞬间,农家高音喇叭的往事,也一古脑儿涌上心头。
上世纪80年代以前,老百姓的主要信息资源,除了报刊,就是广播电台覆盖的高音喇叭了。人口密集居住的城市高音喇叭,系金属制作的外壳,因其笨重,只能安装在室外;人口散漫居住的农村,幅员辽阔,因地制宜,轻巧的木材外壳高音喇叭便应运而生,且进屋安装在了室内。乡村的田间地头和路边,处处耸立的电线杆,也方便了广播电台高音喇叭的普及。当年公社广播站开通广播导线,只要以所在站为中心,从站内广播设备上牵根电线,链接站外电线杆上的电线,沿着电线杆的朝向,就能将高音喇叭四通八达地送入千家万户。依照户主爱好,愿意挂哪儿就挂哪儿。大多数挂在比较宽敞专供全家人吃饭的堂屋墙壁或梁柱上;高音喇叭的地线处理,更是简单,只须用胶布与家里废弃的一根铁丝绑结加长,插进土地里面即可。令人意外的是:如果把水泼洒进埋入土里的高音喇叭地线,广播出来的声音更响亮清晰;如果任由掩埋高音喇叭地线的土块干硬,广播出来的声音则低沉暗哑。争先恐后按需按时地给高音喇叭地线土层喷水,一度成为家家户户欢声笑语的乐事。
株洲农户十分喜爱高音喇叭。经年累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们,感到一根细细的电线串接着一个只装了喇叭的小小木盒,就能倾听到花鼓戏《刘海砍樵》《补锅》,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等,就能聆听到大队、公社、县、市、省各级领导下达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具体指令,就能凝听到毛主席、周总理、党中央发出的伟大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真的是玄之又玄的奇妙体验。
我在石亭生活的时候,高音喇叭一天响四次。第一次,是黎明晨响,天边刚刚呈现鱼肚色,酣睡正热乎的时刻,高音喇叭呱呱开响,闻响,父母亲赶紧奔到灶屋做早餐,我和妻子则急匆匆准备赶路上班,儿女便慢腾腾爬起床来嘟嘟囔囔清理书包;第二次是中午时分,响声中,出工的社员们相互吆喝回家歇气呷中饭,走读的细伢嫩崽纷纷归来,碧绿田园映衬着飘忽的红领巾,煞是好看;第三次,是下午3点钟,气壮山河的《东方红》歌声里,招呼挥锄舞铲、驱车挑担的社员就地休息,大家一边喝水吃干粮,一边收听本乡本土和国内外新闻;第四次,是下午5点钟,提醒大伙儿收工回家,且会播放各种新闻和娱乐节目,一直要持续到晚上8点半,一曲振奋激越的《大海稳航行靠舵手》准时奏响,在农舍房屋里振聋发聩。紧接着,播音员会字正腔圆地宣告:“本站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听众朋友,晚安!”
1973年,组织上调我去三门乡工作。乡里乡亲茶余饭后摆龙门阵扯闲谈,聊得最多的也是高音喇叭播放的内容。村民们知道朝鲜劳动党的一把手叫金日成、越南共产党的第一任主席叫胡志明、柬埔寨亲王西哈努克自己会开飞机,讲起1972年“尼克松访华”,就会眉飞色舞地说“乒乓外交”,五体投地敬佩毛主席、周总理外交决策;村民们抬头望天,就晓得这两天虽然暴风骤雨,但明天就不得落雨,后天会天晴,因为高音喇叭每天都播天气预报,再不用两只手打时地赌猜信碰;村民们三五成群议论提高农产品的方法时,往往行家撞里手扯皮,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这个当口,大部分人会公道地主张以高音喇叭宣传灌输的科学“农业知识”为标准,让种田老手也点赞;泥腿子们仿佛变得越来越聪明灵泛,党和国家领导人哪天接见了哪个外国人,说了什么,哪个地方出了么子事,从城市到农村,掰着手指头,都能照高音喇叭播放的《新闻联播》故事,手舞足蹈清清楚楚叙述个一二三来……当年,我写岁末总结时,曾向上级报告:丰富多彩的高音喇叭,让偏远的农村距离城市的路程缩短了。
1975年,我入住石峰区横塘莲子冲,那时还属城区最北边的郊野,许是受到清水塘工厂企业工人素质的影响,那里老老小小的“二老倌”农贩子,无论文化程度高低,甚至是是文盲,普遍关注高音喇叭的时事播报,尤其是特别重大的时政要闻。犹记1976年1月8日、7月6日、9月9日这三天,喇叭里播音员平日高亢快速的语气,明显低沉缓慢,那如泣如诉的消息通告,令人无比振惊: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开国元勋朱德、伟大领袖毛泽东,先后因病医治无效逝世。我记得在这三个日子的紧急广播时间,横塘的原野,莲子冲的山水,分外寂静。终日在稻田、菜园、山林里忙忙碌碌挣工分养家糊口的男女社员们,不由自主地纷纷放下了手中的农具,注目肃立、屏声静气地仔细谛听……这庄敬肃穆的情景,深深地铭刻在了我的灵魂深处。
改革开放后,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马不停蹄更新换代,株洲农家的木盒高音喇叭,渐行渐远地成了“古董”。但是,它所留下的点滴记忆,却一直镌刻在我的脑海里,从未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