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是拿来用的

赵汀阳

因为我学哲学做哲学，所以主要看的是哲学的书。我读真正的哲学书，是在大学时从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开始的，我读的是文言译本，开始看不太懂，但觉得这是一种真正的哲学，它讨论分析问题，而不是告诉人一些可以背诵的据说是“原理”的东西。哲学原来是讨论问题的，这个发现对我是个觉悟。由此，我知道了那些原理和所谓哲理为什么都看不下去，那些原理和哲理都想充当标准答案，可假如真是标准答案和真理，那还想什么? 思想就不再需要了，人人都该歇着了，脑子也就废了。意识形态和宗教都希望人们不再思考，只想让人们去相信和背诵，这我就不乐意了。当我发现哲学其实是在讨论问题，就知道有事可做了。

当时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我不是字面上看不懂，而是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讨论这些问题而不是那些问题，为什么这样分析而不是那样分析。一旦搞清楚问题和目的，书就好读了。接着又读了康德其他的著作如《实践理性批判》和《道德形而上学》之类的。后来有了自己的哲学思路，就不同意康德理论了，但始终对康德充满敬意。

大学毕业后，我很长时间里没什么钱买书，也没有书架，书就堆地上，也没有什么书房。但这对思考问题没有影响，思考就是思考。现在留下来的旧书不多了，有一些后来发现对研究工作没什么用的书被当作废品卖掉了，因为没有足够的空间存放图书，只好淘汰一些书，把用得着的书剩下来。

有钱买书之前，我主要是借图书馆的书看，尤其是英文版的专业书。1985年到1993年左右，由于我研究的是西学，就很少读中国书，都是在社科院图书馆借英文书读，其中英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书读得最多，至今对他的《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保持敬意。康德、胡塞尔以及别的哲学家的著作，我也读了一些，后来对中国问题感兴趣，又重新读中国书，这种转变好像与读了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有关，这本书我读了许多遍，真是好书。近些年来，我读得多的是《尚书》，还有《礼记》《国语》《战国策》《逸周书》《仪礼》以及先秦诸子之类。年轻时，我以为孔孟的书是最好的国学书籍，后来发现管子、荀子、商鞅、韩非甚至吕不韦所讨论的问题挺丰富的。

读书也是一种劳动，而不是享乐。读书就是与书中思想进行对话，和作者一起讨论分析问题，不仅要提出自己的论证，还要提作者想下一步的反论以便反驳自己，问题越难就越有兴趣，当然也就变成了艰苦的劳动。由于哲学问题都是几乎不可能彻底解决的难题，所以最适合成为劳动对象。不过，如果我想读本书作为休息，可能会选择读非常荒谬的书，但一定是有幽默感的，假如荒谬又认真，就恐怖了。我的书都是能够买得到的或者借得到的，没有什么孤本古本之类，稀奇的书也许珍贵，但对于我的工作没有意义。对于我，书只是途径和手段，只具有功能性的意义，书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