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吏 如何清廉过年？

反腐倡廉是当今热点话题，国家层面也一再强调，“四风”没有节假日，廉洁自守没有“暂停键”，只有清廉过年，方能顺利通关。

翻阅史书，我们会发现，古代也有“清正廉洁过年”的制度设计，而且也比较科学，只是因执行力不到位，往往使其沦为一种形式。

据《后汉书》和《太平御览》等史料记载，汉朝官员在“春节黄金周”期间，要么带职进修，如宋均“每休沐日，辄受业博士”；要么下地从事劳动，如尚子平“为县功曹，休归，自入山担薪，卖以饮食”；要么搞科研，如蔡伦“每至休沐，辄闭门绝宾，暴体田野”。

唐宋以后，官场风气虽有所变化，却仍然以“豪富郎日出游戏”为鄙事。如果官员过年期间不干正经事，就有被弹劾的可能。南宋吴曾在《能改斋漫录》记载，宋仁宗时的宰相兼枢密使章得象爱好赌博，“作正字（秘书省职称）日，元正（春节）休与丁晋公（丁谓）博……约明年复博”，没想到假期一完，就被监察御史狠狠地参了一本，说他“为帝侍，元正应祈福于帝，独迷博，非诤臣也”。春节期间打打麻将、玩玩牌就被扣上“非诤臣”的大帽子，可见古代春节期间，公务员也得守规矩。

到了清康熙年间，眼见官员利用春节敛财越来越猖獗，朝廷发文要求中央机关公务员带头“廉洁过年”，并将“红头文件”贴在每一位官员的大门上。

清代的金植在《不下带编》里说，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9年），他在京城见“朝彦群公”（朝廷的俊才，即大臣们），家家都在府第大门东边张贴了一张内容相同的公告：“同朝僚友，夙夜在公，焉有余闲，应酬往返。自今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岁元旦为始，不贺岁，不祝寿，不拜客，有蒙赐顾者，概不接帖，不登门簿，亦不答拜。至于四方亲友，或谒进，或游学，或觅馆来京枉顾者，亦概不接帖，不登门簿，不敢答拜，统希原谅。”落款为“九卿、六部、詹事、翰林、科道等衙门公启”。这份“廉洁自律过大年”的联名倡议设计得很妙，可惜没言明谁来监督执行，也没说如何举报和查处违反规定的官员。因而，这份“宣言”看上去很厉害，却形同虚设。

不过，历史上许多清正廉明、洁身自好的官员也能自觉抵制春节官场陋习。

譬如清代的高以永，作为一县之长，他喜欢利用春节访贫问苦。史书记载，清康熙年间，高以永调任内乡县，正值清初战乱刚过，百姓因躲避战乱，纷纷背井离乡，庄稼荒芜、经济萧条。高以永刚上任深感责任重大，自愿放弃春节回家与家人团聚的机会，独自“遛”进民间开展微服私访，寻发展之策、问百姓之苦、解百姓之忧。他还贡献过一句勤政廉政的名言：“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有此觉悟，不失为一位好县长。

此外，清人昭梿《啸亭杂录》里也记载过一位敢于革新春节陋习的高官——四川总督李世杰。清乾隆年间，任四川总督的李世杰从未宴请过一个客人。每年春节前夕，他都吩咐厨师做几十斗面饼，待新年正月下属前来拜年时，李总督便派人告诉下属：“深知各位劳苦，今用饼慰劳大家。”下属们吃饱后，李世杰才出来跟大家见一面、客气一下，并告诫前来拜年的官员：“春节的旧规矩，下属要给上司拜年。路途远的，要到天黑才能回家，白白苦了随从，一点好处没有。况且你们都有父母妻儿，过年照例是一家人团聚，诸位何不早回？”

可惜这样身体力行“廉洁过年”的官员，史书上记载得不多。或许这也是在警示现代人：制度设计得再好，如果执行不到位、监督不到位、查处不到位，就不能形成威慑，等同虚设。而执行制度，官员带头以身作则的同时，社会监督、立查立办等必须同时跟进，否则只能演变成糊弄老百姓的形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