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新衣

没有饿过，就不大能理解粮食的重要，没有冻过，就难以感觉衣服穿在身上的那种幸福。“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从爷爷那里明白了这句话的分量。小时候，买粮要粮票，买布要布票，按票供应，谁也甭想多分。爷爷说桌子上不能有一粒饭，有，要捡起来吃掉，否则他的脸上就会挂霜，就会骂我们不爱惜粮食。衣服破了一点点，让我们拿块布补一补，照样穿。越是缺少越是珍惜。

“二十三，裁衣衫，二十四，扫屋子，二十五，做豆腐，二十六，剁猪肉，二十七，洗尘衣，二十八，贴年画，二十九，祭先酒，三十晚上熬半宿，初一初二到处走。”这是我老家过年习俗。所谓过年，就是用丰足来回报一年的辛苦与艰难，用一年一度的奢侈来换取来年的丰收和美好。每年腊月二十三，母亲都会请人到家为我们赶制新衣，我家的年，从这天起正式开始。在我的记忆里，这个习惯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从来没有变过。

腊月二十二下午，行近黄昏，暮霭初起，父亲去接缝纫机未归。我隔一会儿就窜到外面，朝对面的大路边望，父亲的身影必定要从那里出现。看到父亲挑着缝纫机出现的那一刻，就像阿里巴巴打开秘藏的石洞宝库，我的眼睛放出了异彩。二十三早七八点，裁缝师傅——我的远房伯母会按时到，手里拿着剪刀量尺。每做一件谁的衣服，就会喊谁过去量尺寸。伯母剪着齐耳短发，头顶的头发束在一起，在一边用一根缠了红绳的橡皮筋扎起来。我母亲的头发也是这样扎，大概这是那个时代妇女的流行发式。伯母长得很漂亮，圆圆的脸，笑起来特别美，说话的声音很柔和。她的手在我身上比量尺寸的动作很轻柔，量下的尺寸全记在心里，从不要用笔记下来。她横一下竖一下，这里比一比，那里量一量，然后站起来对我笑着说，好了。布料堆在裁剪台面上，花花绿绿，我仿佛看到布料一块块立起来，拼在一块，恰好是我新衣的样子，散发着新衣特有的味道。尽管急不可耐，我也不得不使劲摁住，不到大年初一是不准穿的。

读高三的时候，母亲为我做了一件棉袄，一条浅蓝色裤子。那时候，流行喇叭裤，做之前，母亲第一次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希望做一条喇叭裤。母亲同意了，让伯母给我做了一条。那天我恰好去了外地的姑妈家，回家一穿，发现短了，短到整个鞋跟都露出来，还露出一截袜子。如果是直筒裤，还好，喇叭裤是要盖住鞋面的，这样才好看。怎么办？短改长肯定改不了，我什么也没跟母亲说，甚至都没有想到要跟母亲说。只是穿的时候，将裤腰尽量放低一些，将裤子抻了又抻，但无论怎样努力，裤脚都没办法扫到鞋面。我就穿着这样的流行裤，度过了一个完整的春天和夏天，直到上大学。现在的学生，有的特意把裤脚剪短，吊着，现出一双袜子来。是不是现在流行这样的款式？我说不准。想不到我那条裤子在几十年后竟然追上了时尚，时尚这东西还真是说不清。

一年就小年这天做套新衣，还要等到大年初一才能穿。至今想起来，不是苦楚，竟是浓浓的幸福。幸福是一种感觉，这句话在我们小时候就体验过了。没有足够的粮食吃，偶尔饱餐一顿，便觉幸福；没有足够的新衣服穿，能一年穿上一回新衣，便觉幸福。过年，在我们心里，意味着可以吃饱和吃好，意味着可以穿上新衣。大鱼大肉放开肚皮吃，自家的小吃加上人家的小吃，衣服袋子里总是满的。初一穿上新衣，走东家串西家，除了吃，更多的是炫耀自己的新衣服。

现在，衣服多了，便在款式、质地、价格上挑挑拣拣，有时在外兜了一圈，花了一天的工夫，也不能确定买下哪一件。那时，我们是没有这个资格的。母亲买了什么布料，就做什么衣服，做成什么样子，父母说了算，由不得我们。那时候，我们的要求几乎低到了尘埃里去，可以说没有要求。如果硬要说要求的话，那就是，快点做好，快点到初一，我们要穿！那种急切，那种盼望，至今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

如今，恐怕没有谁再会需要积蓄一年的时光，去等待一次饕餮吃喝，盼求一件普通的新衣，但小时那种经久的盼望和热切的等待，仍时常让我想折返过去，与之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