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古邑 斯文一脉

一座城市需要有两种气息，一种是产业气息，这种气息彰显实力；一种是文化气息，这种气息传承文明。如果说陶瓷花炮赋予了醴陵最鲜明的产业气息，渌江书院则赋予了醴陵最厚重的文化气息。朱熹、张栻、吕祖谦、王阳明、左宗棠五位文坛巨擘先后来渌江书院讲学，让中华传统文化在渌江两岸发扬光大，熠熠生辉。古邑醴陵，人文渊薮。

时间回溯到851年前，即1167年，朱熹从福建崇安出发，前往湖南长沙，与张栻相见。是年，朱熹37岁，张栻34春（时任岳麓书院主教），都是意气风发的年龄，且都自认为传承理学正宗。相互之间，早已期待一次深入的交流。“吴楚咽喉”醴陵是必经之地。朱熹走了近一个月，行程三千余里，经醴陵抵长沙，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著名的“朱张会讲”即此开启。这次会讲，历经三月之久，期间两人或多次在醴陵驻足。朱熹湖南讲学之行结束后，返程留宿醴陵，并在醴陵学宫（渌江书院前身）欣然讲学，令“肃衣冠而至”的醴陵学子心智大开。人虽散，曲未终，惟有文明之花千年不绝、历久弥香。

朱熹开坛讲课尚余音绕梁，醴陵又迎来了心学之浙东学派婺学的创始人，后人称之为东莱先生的吕祖谦。他得知朱熹在醴陵讲学，急匆匆赶来会面，只是此时朱熹已取道东归。更让吕祖谦担忧的是，朱熹已在这里掀起了一片理学热潮，心学似乎没有了位置。这一年，吕祖谦30岁，年轻气傲的他，便选择在离县城三十里的官道边简家冲创办东莱书院，与渌江书院（县学宫）一北一南，一乡一城，各摆其谱、各传其道。醴陵竟成为代表当时中国最高学术思想的理学和心学交锋的主战场。两座书院犹如两掌相击，在渌水之滨拍出了回荡至今的文明之声。

醴陵人从来就没有门户之见，只要是真正的学问，都乐于接受。无论是渌江书院，还是东莱书院，醴陵人都“望风景从，争相亲炙”。后来渌江书院（县学宫）向吕祖谦发出延席邀请。他欣然应邀，往返于城乡之间，渌江、东莱两方讲台传经布道，醴陵文化“兼容并蓄”的风范自此形成。吕祖谦在醴陵传经布道，一传就是三年。自古圣贤多寂寞，好在长沙与醴陵相距不远，主教岳麓书院的张栻与吕祖谦时相往来。两人在醴陵讲学论道之余，常在渌江河畔信步而行。他们除了把学问留给了醴陵，还留下了夫子坡、东莱桥、二圣庙、二圣河、二圣桥等人文景观。“二圣”的足迹也成为醴陵一道亮丽的千年风景。

朱熹、张栻、吕祖谦风云聚会于斯，醴陵何其幸哉！三十年后（1197），张栻早已不在人世，朱熹在两位醴陵籍的得意门生吴猎和黎贵臣（曾任岳麓书院堂长，主管书院教务）的陪侍下，再次迈进渌江书院前身（县学宫）。面对醴陵学子为纪念他讲学而镌刻的石像，朱熹平添许多喟叹悲吟：“苍颜已是十年前，把镜回看益怅然，临深履薄量无几，且将余日付残篇。”（这方朱熹石碑像及后来镌刻其下的这首自题诗，至今仍保留在醴陵梯云阁内。现代《辞海》朱熹条目下朱熹画像，就是这石碑像）。而吕祖谦享年仅44岁，无意中竟把短暂人生最精华的部分奉献给了醴陵。

“东南三贤”在醴陵的学术活动，呈现了当时最高的学术成果，起到了引流开源、启蒙教化的重要作用。不久，醴陵迎来了第一次文苑奇葩的绽放，南宋官至礼部尚书的丁应奎一家书写了兄弟父子三人中进士的科举传奇。吴猎、皮龙荣、杨大异的《吴氏经解》《春秋奥旨》《春秋笺疏》等成为湖湘文化的学术巨著，三人也相继成为朝廷大员。今天，渌江书院旁边的“宋名臣祠”，铭记的就是这一文化自豪。

“东南三贤”辞世300后的1507年，又一位旷世奇才走进了渌江书院，他就是明代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哲学家——王阳明。有人说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半圣人，一个是孔子，一个是王阳明，另外半个是曾国藩。此时的王阳明正在落魄之际，醴陵敞开胸怀接纳了他，热情邀请他讲学。作为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理所当然地对朱子理学进行了批驳和抨击。可他没有想到，醴陵人并不看重理学和心学的差异，只要是真正的学问，在这里就会赢得尊敬和赞赏，这让他意外和感动。三年后他东山再起，奉诏还京途经醴陵时，再一次开坛讲学，这时他少了些愤世嫉俗，多了些慷慨包容，并糅合心学与理学，大力倡导“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理念。他兴之所至，再次登上西山，在靖兴寺的古樟旁留下了“老树千年惟鹤住，深潭百尺有龙蟠。僧居却在云深处，别作人间境界看”的豪迈诗篇。至今，这棵千年古樟依然枝繁叶茂。

1837年，一个后来左右中国大局、影响历史进程的人物来到渌江书院任山长，他就是25岁的举人左宗棠。这个中国近代史上的传奇人物，两次赴京会考不中后，掌教渌江书院。继朱张会讲、东莱建院和阳明讲学后，左宗棠掌教渌江书院三年是值得铭记的又一段美好时光。渌江书院被他点化得清风朗朗、生机勃勃。这个失意书生也在这里获得了快意人生的机缘。两江总督陶澍回安化老家省亲，路经醴陵。左宗棠应县令之请，撰写的“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欢迎对联，令陶澍心花怒放。陶当日上山，与左彻夜长谈。两人相见恨晚，左宗棠拜陶澍为师，后结儿女亲家，藉此步入仕途。左宗棠从渌江书院起步后，成为清代著名军事家、政治家，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左宗棠对渌江书院感情至深。1861年他率军队路过醴陵，遇到下跪迎接的官员，只是点点头。看到渌江书院的学生，却翻身下马，携手同行谈笑风生十余里。先后有数十名渌江书院门生跟随他从军从政、报效国家。左宗棠“家国天下”的情怀深深烙在了渌江书院的粉墙黛瓦之上。

为纪念朱、张、吕、王、左五贤兴院的辉煌历程，醴陵人在渌江书院的最高处兴建“五贤堂”。旨在传承湖湘正学，彰显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弘扬万众景仰的热血人文，滋润和启迪后人心智。

千百年的文化积淀，在醴陵近代迎来厚积薄发的井喷时代。从渌江书院走出一大批仁人志士：中共早期领导人、工运领袖李立三，抗日名将左权，军事家蔡申熙，开国上将宋时轮，爱国将领陈明仁，民国政要邓文仪、刘建绪，革命先驱宁太一，南社创始人傅熊湘，湖南“瓷业学堂”创始人之一文俊铎等等。这些先贤先烈从渌江书院出发，传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化薪火，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用自己的方式影响属于他们的时代，铸造了“心忧天下明大义、身怀正气敢担当”的独特精神。有人评价“中国近代半湖南，湖南近代半醴陵”。可以说，渌江书院见证了历史，创造了历史。

渌江书院历尽沧桑，几经迁徙，现坐落于西山之腰，三面环山，面向渌水，是醴陵文脉之源头、思想之盛殿。书院前有西山“第一芳润”之称的“洗心泉”，往前远眺可见状元芳洲和渌江古桥，左旁是李靖为追思红拂所建的靖兴寺和后人追祀吴猎、皮龙荣、杨大异的宋名臣祠，院后则是辛亥革命烈士宁太一墓，循山而上还有红拂墓、李畋殿，以及左权将军纪念雕像等胜迹。

三百里渌江，滋此书院！

（主要参考书目：《醴陵市（县）志》《醴陵风物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