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的解禁

上世纪70年代，我在北京上大学。那时我有个习惯，每天晚上完成学业之后，都要坐在床上读一个小时的文学书籍。当时“文革”尚未结束，许多书籍被打入“冷宫”，学校图书馆满足不了我的求知欲望。于是，我就向家住北京的同学借书看。

记得当时有一位王姓同学的父亲是高干，“文革”初期被打倒，后来又复出任职。王同学经常带书到学校来看，他看的书包括《第三帝国的兴亡》《戈培尔传》《朱可夫元帅》等等。这些书籍，那时在书店和图书馆里根本见不到。王同学不无炫耀地说，只有高干才能通过内部渠道买到这些书。那时我才知道，原来读书也是要分级别的。

谁会想到呢，今天任何人都能读到的报纸《参考消息》，在当时却是相当稀罕的读物，必须是科级以上干部才能征订。王同学带来的《参考消息》引得大家争抢，许多国际国内发生的事情，我都是从那上面知晓的。在一次会议上听到传达毛主席的讲话，他说他每天要看两本大参考。原来还有供高级干部看的“大参考”，而且是每天两大本，那一张纸的《参考消息》只能算“小儿科”了！这神秘的“大参考”引发了我的好奇心，它到底是什么样子？

后来，我终于有机会接触到了“大参考”。大学毕业后，我进入了一家大型兵工厂，当时工厂尚处于筹建阶段，上级将我这个学工科的“新兵”分配到政治部宣传科工作。工厂属于“地师级”，而厂级领导看的“大参考”放在宣传科保管。就这样，我也经常能翻阅“大参考”，享受了一段时间的“地师级”政治待遇。那时“文革”虽已结束，但可供阅读的书籍还不多，能够看看“大参考”，也算是一种精神享受。

对一些“禁书”，也是按职务级别逐步解禁的。如文学价值极高的《金瓶梅》，因其中含有不少的性描写，被历代统治者列为禁书。1957年，毛泽东说，《金瓶梅》反映了明朝的真正历史，各省省委书记可以看看。于是，文化部、中宣部同出版部门协商，将《新刻金瓶梅词话》影印了2000部。这些书的发行对象是：各省省委书记、副书记以及同一级别的各部正副部长。所有的购书者均登记在册，并且编了号码。该版本《金瓶梅》也称“部长本”。

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删节本的《金瓶梅词话》（即“洁本”《金瓶梅》）。该版本发行到省厅、地市级领导，购买手续十分严格，全国作协会员和古典文学工作者亦可凭证购买。90年代初，我到广东沿海城市出差，晚上在书摊夜市上购得一套5卷本的《金瓶梅》。当时凭着好奇心读了几章，后来就没有兴趣看了，至今它还静静地躺在我的书柜里。

历史告诉人们，对于书籍，愈禁愈神秘，愈能激发人们的好奇心，若放开了，以平常心对待，人们反而不会去刻意追逐了当然，对于青少年读者，适当的引导和筛选还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