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 把更多主动权交给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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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株洲日报记者 俞强年 通讯员/谭峥 谭茜君

    1984年,从计划到市场

    株洲日报记者 朱洁 通讯员/江长意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1978年以来第一个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题的文件,首次明确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是中国改革史上重要的一年,也是株洲经济从计划走向市场的开始。尽管充满曲折,但激动人心的故事从此次第展开……

    缘于改革,原来封闭式的自然经济转向开放式的商品经济。把更多主动权交给市场,商品经济活跃,企业更有做大做强的自信心。在满足本地市场同时,我市开始布局全国,还把目光瞄准海外,贴着株洲制造的商标驶向大洋彼岸。

    亲历者说

    株洲电子研究所的冰与火之歌

    讲述者:满放放(原株洲电子研究所所长)

    亲历者说

    商品经济市场,活了!

    讲述者:邓昭强

    (市委农村工作部原副部长、市农业委员会原副主任)

    1984年,株洲最有名的科研所在哪?不在田心,也不在董家塅,毋庸置疑是我们——株洲电子研究所。

    那一年,株洲电子研究所“对外实行有偿合同制,对内实行课题承包制”的经验,被写入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成为全国科研体制改革的一面旗帜。

    计划经济时代,“孩子哭了就叫娘”是处世经典,但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初,株洲电子研究所就敢于“断奶”,自收自支,面向市场。是的,我们是第一代闯商海的科研院所,是科研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行者。

    1982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所里。那时的株洲电子研究所年轻、时髦、有活力。1980年,我们引进了美国公司的计算机工业控制应用产品,同时参与引进的还有北京工业大学。由于我们对产品进行二次创新,并配套了解决方案,株洲电子研究所生产的这套系统,一时供不应求。那时,全球计算机工业自动控制应用还刚起步。

    入所不久,我被一名科研骨干招致麾下,成为“株硬集团氧化还原炉自动控制”课题组成员。我们几人分工合作,大家干劲十足,大年三十都在赶项目。最后,项目圆满完成,兄弟们分到的奖金也不错。毕业第一年,我拿到奖金187元,这不算高,所里高的有900元。

    工作积极性被极大调动,那些年,即便产品卖得那么好,我们也没有在家等业务。跑成都、洛阳、北京等地,大家到处找项目。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所里还曾尝试生产PC电脑,由于科研能力强的骨干都满足自己做项目,加上计算机更新换代加速、缺少资金等原因,PC电脑项目不了了之。

    1986年开始,越来越多科研人员出走;1993年—1998年,我担任株洲电子研究所所长;2004年底株洲电子研究所改制破产。

    我曾一次又一次假设,如果我们PC项目成功的话,或许,在瞬息万变的电子行业,走在无人走过的改革路,电子研究所倒下得更悲壮。

    多年过去了,我愿和大家分享株洲电子研究所的“冰与火之歌”。在市场经济里乘风破浪,太多前浪死在沙滩上。中国人说成王败寇,难道我们就是“失败者”?纵有太多无奈和遗憾,但我们也不妄自菲薄。

    1984年,我们触动过全国多少个企业和科研院所改革?上世纪90年代,从我们课题机制培养出来的中国第一代程序员,多少人创业下海、创造财富?

    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我想说,改革没有终点,永远需要勇敢的先行者。

    1985年元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取消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指令性的生产计划,农业税由过去向农民征收改为折征现金。在此基础上,全国开始进行农村第二步改革。

    株洲结合本地实际,将粮、棉、油统购价和超购加价改为合同定购价。2月,蔬菜产购销全面放开后,按照自愿互利、协商议价、自由购销原则,市场肉食供给不但没有因取消派购出现萧条,反而更加繁荣;农民沿街走巷叫买叫卖,非但没有被驱赶和批评,反而得到鼓励。

    以前,人们的头脑里有一个旧的固定的观念,认为农村就只能搞农业,一个时期甚至认为只能搞粮食,水稻产区只能搞稻谷。在这个框架的束缚下,农村经济结构单一,经济层次越缩越小。农民被捆在粮食生产的一棵树上,劳动生产率低下,收入甚微。市场开放,多种经营由原来的小头变成了大头,农村经济在新的产业结构上更加活跃,农贸市场与国营肉食店展开竞争,价格变得更低。

    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从农业分离出来,从事副业生产和开发性生产,城乡集贸市场增加到240多个……在政策支持下,全市农民放开手脚,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农副产品的商品率由1978年的30%,提高到1985年以后的50%以上,传统粮猪型的产业结构向粮食、乡镇企业、生猪、经济作物的多元型结构调整,农村劳力也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涌现出大批生产专业户、重点户和乡镇企业。

    邓昭强 株洲日报记者俞强年摄

    满放放

    外贸企业生产,火了!

    讲述人:李志祥(原市外贸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承包制改变了食堂模样

    讲述人:谭秀群(曾任株洲车辆厂团委副书记、工会副主席)

    1984年,我担任株洲车辆厂生活部门党支部书记,举国学习《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际,职工食堂尝试内部改革。

    职工食堂是生活部门重要班组。那时,工厂在计划经济指挥下开展工作,分配上是“大锅饭”,这直接影响了工作质量和服务质量,进而出现连锁反应:前方工人对食堂有意见,工作热情低落,直接影响生产进度和工作质量,甚至出现安全隐患。

    经过调查,我们决定对职工食堂进行小范围改革:把原来的综合奖金办法改为奖金与工作量、饭菜品种、食品卫生、服务态度、劳动纪律等挂钩,记分考核算奖金;分个人、小组、大班3个层次组织责任承包。

    半年后,食堂面貌发生了大变化。工作时间闲聊的人、讲是非的人、迟到早退的人不见了;饭菜味道、服务态度好了,营业额也逐月上升。前方职工基本没人反映食堂问题了,伙头军们也得到了实惠,他们的奖金,从原来的10多元,提高到30元至50元不等,比我们管理人员多得多。

    这一年,更多贴着株洲制造商标的产品,漂洋过海,走向世界。

    国光瓷厂以前是株洲外贸经济的晴雨表。起初,这家企业是一个以生产内销瓷为主的小厂,改革开放的大门敞开后,开始进入国际市场。为了更好地应对市场竞争,他们从德国引入“隧道窑”设备来提升产品质量,还借鉴外国的先进管理经验,有计划引进外资,逐步建立起现代化的管理体系。

    过去,厂里只管生产,由外贸管收购,产销互不见面,工厂没有多少自主权。为了提高工厂适应国际市场变化的应变能力,提高工贸双方的经济效益,国光瓷厂实现推行代购制,委托省工艺品进出口公司作为代理。实行代理制后,工厂在产品出口方面的自主权多了,在省工艺品公司的媒介作用下,直接与外商谈判,自主签约成交,使工厂由单一生产转型为生产经营性。

    瞄准国际市场,市政府专门制定“出口优先”的政策,在出口产品的生产、收购、调运等问题上开了许多绿灯。当时,国光瓷厂年平均出口瓷器两万多件,创汇总额、换汇成本、实现利税等综合经济效益方面在全国同行业中居领先地位。

    “走出去让别人发现你,也能更好地认识自己。”当时,株洲一家瓷厂给一位外国客户送了一套餐具,是采用竹篮包装,外观看起来并不起眼,还被对方丢弃一旁。有一天,这位客户陪小孩玩耍时,无意拆开竹篮,被里面精美的瓷器惊呆了,之后他专程来株洲进行大批量采购。

    株洲企业曾经只注重产品工艺,不注重产品包装。这件事后,他们也开始注重产品的包装设计,增加产品的附加值,获得更高的利润。随着外单源源不断,两年后,株洲出口供货额达到3亿多元。

    谭秀群

    报纸见证

    1984年2月21日《株洲日报》头版头条

    市电子研究所1978年成立,他们提出科研面对经济建设,为生产服务的办所方针,组织科技人员深入生产第一线,打破部门、行业的界限,与40多个单位签订了科研成果有偿转让合同,改变了科研脱离经济建设的现象,在经济上获得了自主权。

    5月26日《株洲日报》转发《人民日报》评论《科研体制改革的关键》

    株洲电子研究所等单位的经验所以值得推广,在于它为改革现行科技体制找到了一个突破口。目前,全国城乡经济体制改革催促着科技体制改革加快步伐,在科技战线,已有100多个研究所试行了有偿合同制,收到了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李志祥 株洲日报记者俞强年摄

    大事记

    报纸见证

    1985年10月14日,《株洲日报》头版刊发《改革商业体制 搞活商品流通——市一商业局系统实现购销两旺》,报道我市通过体制改革,工业品市场出现购、销两旺的好形势,在1月至9月,不仅提前一个季度完成下达的目标管理计划,还创下历史最高水平。

    1日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9月

    12月

    醴陵国光瓷厂率先在全国同行业中实行外贸代理制。

    株洲蔬菜产购销全面放开,政府不再规定上市任务、不再规定销售任务、不再限地区销售,市场实行自由购销。

    经国务院、中央经委批准,株洲市被列为全国乙类对外开放地区。

    株洲市撤销对外经济贸易局,正式成立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统一管理全市进出口贸易、技术引进和利用外资以及与特区的经济合作等工作。

    中共株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明确今后5年的主要任务是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会后还成立株洲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以加强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领导。

    成立市专利办公室和市专利事务所,开展专利申请、实施、管理等工作。

    成立出口商品基地建设公司,负责全市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建设工作,确定和建立起130家出口商品生产基地。

    株洲全面取消粮食统购制度,改粮食统派购为合同定购,意味着执行了32年的粮食统购制度终止。

    大事记

    1月

    1月

    5月

    6月

    8月

    10月

    10月

    12月

    我市将田土承包期延长至15年,承包范围进一步扩大至农村各业。

    我市被列为全国33个出口商品生产综合基地之一。

    全市商业工作会决定,端掉国营商业和供销社的“大锅饭”,商业企业实行各种经营承包责任制。

    株硬、株冶、醴陵国光、株玻、火花塞厂、无线电二厂成为全省首批实行厂长负责制试点单位。

    我市推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下放部分权力,缩小指定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范围,逐步发挥市场调节作用。

    在省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上,株洲做成15笔生意,成交额5351万元,全省排第二。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从此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12月,《株洲市经济体制改革方案》下发,株洲经济体制改革大幕开启。

    株洲县和深圳南阳区联营企业公司联合建立深圳南湖肉食购销部。这是株洲在深圳特区开办的第一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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