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书》里的舐犊深情

曾国藩是晚清“中兴名臣”，更是文章大家。其传世文字千五百万，精华部分首在家书。读《曾国藩家书》，相较于《清史稿》里曾国藩的威重端肃，我们更多地看到他的平易亲和。

作为一个四世同堂大家庭的长子，曾国藩历经科考而获大任。从道光十八年（1838年）起，他入值中枢，或任职地方，虽则政务纷繁、戎马倥偬，还不忘教导诸弟与子侄向善向学。那些年，或从人事繁华的京师翰院，或从战情紧迫的湘军大营，或从案积如山的总督衙门，一封封浸渍着曾国藩绵绵情意的家书，辗转寄达于湘乡荷叶塘老家或诸弟与子侄之所在。书信往来，他同他们谈做人治事，谈读书作文，以经历经验现身说法，以思考感悟释疑解惑，倾心相授，企望殷殷。

曾国藩出身于农家，因勤奋苦读而改变命运。自中进士供职翰林院伊始，他对家中诸弟与子侄读书一事即督责甚紧。道光二十年（1840年）二月初九日，准备参加翰林院散馆考试的曾氏刚刚抵达北京，就在给湖南乡下父母的平安家信中特地交代：“家中诸事都不挂念，惟诸弟读书不知有进境否？须将所作文字诗赋寄一二首来京。”此后直至同治十年（1871年）末，读书作文是他在家信里向诸弟与子侄屡屡提及的事。

与一般人不同，曾国藩所理解的读书对人的意义更为深刻，也更有远见。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二十九日夜，已是湘军统帅的曾国藩坐困江西，就在钝兵挫锐、身陷重围的艰难时刻，他还认认真真地给年仅九岁的次子曾纪鸿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他以简单平实之事来阐释“君子”的内涵，谆谆告诫这个疼爱有加的小儿子：“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尔读书写字不可间断，早晨要早起。”

同样的期待，他絮絮叨叨、反反复复地对弟弟们说，也对子侄们说。在《曾国藩家书》的字里行间，随处可见意思相类的句子：“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谕纪泽纪鸿·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四日》）”“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致诸弟·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毫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致诸弟·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人之才德，孰轻孰重？读《曾国藩家书》，我们知道他无疑是置“德”于“才”之上的。但曾氏服膺理学，自省严苛，素具“研几”功夫，尤擅剥开表象深究本质，因此，他绝少空言“道德”，而是把进德修业、读书作文与生活琐事、日常功课联系起来，点拨启发，细致入微。

曾国藩一生孜孜不倦，是名副其实的大读书人、大文化人。他自5岁发蒙，至62岁病逝，几乎无日不读书习文。功名顺遂之后，他时常与子弟们交流自己读书治学的经验，言教结合身教，生怕他们拘泥不化，又担心他们随便敷衍，因而自劾自励，忐忐忑忑，苦口婆心……真可谓音书一纸，情愫满襟。

儿子要读《汉书》了，他兴冲冲地告诉入手的门径：“看《汉书》有两种难处：必先通于小学、训诂之书，而后能识其假借奇字；必先习于古文辞章之学，而后能读其奇篇奥句。欲通小学，须略看段氏《说文》、《经籍纂诂》二书。欲明古文，须略看《文选》及姚姬传之《古文辞类纂》二书。”（《谕纪泽·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五日》）

阅历尚浅的儿子对经义理解不了，他拿自己作对比，做出启发。

所谓“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 是切己之言才说理透彻，自己明白才可使他人明白。在诸弟与子侄面前，曾国藩是贤者，是智者，更是长者。他讲大道理，却不空疏无物；他规划大目标，能把它切分成一件件小事而落到实处；他常常指点子弟们做什么与怎么做，也是身体力行做出榜样。

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俗话说：“富不过三代。”然而100多年来，无论科举应试还是新学有成，曾氏家族却是才俊辈出。其中的秘密，或许就是曾国藩那些留给后人文字里洋溢的“气、识、情、趣”（《谕纪泽纪鸿·同治四年六月初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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