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我与《株洲日报》的不解之缘,得从上个世纪50年代说起。
1959年,我在株洲四中读初中。那年,我只有13岁,又矮、又瘦,是个“小不点儿”,丢在学生堆里一点儿也不起眼。就在那年儿童节前夕,《株洲日报》向全市中学生征集美术作品。在当教师母亲的鼓励下,我决定尝试一下,向《株洲日报》投稿,我的作品标题叫《种蓖蔴》。儿童节的那天,全市有7名同学的画作刊登在《株洲日报》上,我和袁定瓒的作品居然见报了。教美术的胡茂林老师扬了扬手中的报纸,把这个喜讯告诉了我,我这个“小不点儿”一下子成了校园“名人”。没过几天,稿费通知单寄来了。我得了人生第一次稿酬——3块钱。可别小看这3块钱,那可是一个泥木工匠或一个裁缝两天半的收入,别提当时我有多乐了。
1964年,我从株洲二中高中毕业。紧接着,我们下到一所农场当知青。由于劳动强度大,生活比较艰苦,写生、绘画是没有条件了,但我仍然关注《株洲日报》。白天我就到农场办公室借来《株洲日报》,晚上一个人挑灯夜读,同时也试着向报社投稿。没想到,我的一首小诗《“双枪”短歌》竟在《株洲日报》副刊发表了。第二年,我的一篇散文又变成了铅字。就这样,我陆陆续续向《株洲日报》副刊写了不少的稿子。每当看到自己的稿子见报后,那份喜悦的心情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我用这些稿酬订了一份《株洲日报》,不久我成了《株洲日报》通讯员。《株洲日报》把我培养成了株洲文艺界小有知名度的知青作者。
1991年初,《株洲日报》发出建市40周年征文。我所写的“改革开放”后家乡发生巨变的散文《麻石路·柏油路》被采纳了。第二年,《株洲日报》开办了第一期《大地文学》写作班,我成为第一期学员,并被推选为学习委员。在学习期间,我如饥似渴地聆听聂鑫森、曾湘文、瞿军安、文伟平等多位编辑老师的精彩讲课。聂老师讲述的“乡愁是产生文学创作冲动源泉”的理论,以及曾老师讲解散文《豌豆花儿开》的写作技巧,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受益终生。结业后,我被评为优秀学员,报社对我进行了奖励,为我以后加入市“作协”和省“作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是《株洲日报》园了我的作家梦。
《株洲日报》作为株洲市的主流媒体,不仅仅是党的喉舌,也是咱老百姓的贴心人。2004年,我所在的国营工厂由于改制,三个月没有发放职工每月两百元的下岗工资,我被迫上街擦鞋谋生。结果,遭到了一些无端指责和围攻。《株洲日报》和《株洲晚报》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刊登了张人杰先生所写的《“擦鞋作家”,挺直,别趴下》的评论,以及我的《一不小心成了“名人”》,我在文中理直气壮地声明:我一不偷;二不抢;三不干违法乱纪的勾当。自谋职业,自己养活自己,正如郑板桥先生在他的一幅画作上题诗:我讨我的饭,与尔何相干。我擦我的鞋,没有损害你一分钱利益,又关你们什么事呢?正因为《株洲日报》《株洲晚报》的及时关注,我厂500余名职工及时领到了补发工资,工人师傅至今还念念不忘《株洲日报》《株洲晚报》的关怀!
每当我想起这些往事,就对《株洲日报》充满了一种无限感激之情,从心底里发出感慨:《株洲日报》,你是咱株洲永远的主流媒体,你与咱老百姓永远心连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