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原体之父”汤飞凡

汤飞凡，1897年出生于醴陵神福港镇（现茶山镇）汤家坪，是中国第一代医学病毒学家。在病毒学发展的早期，他用物理方法研究阐明病毒的本质。1955年，他首次分离出沙眼衣原体，是世界上发现重要病原体的第一个中国人。他对中国生物制品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抗日战争后，两次重建中国最早的生物制品机构——中央防疫处，并创建了中国最早的抗生素研究机构和第一个实验动物饲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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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深蓝，也有淡黄；图案方面，有中国结、芙蓉花、丹凤朝阳等。这些瓷器花面装饰简洁明快，色彩优美，胎质洁白如玉，瓷面上印有“人民大会堂”五字和“天安门”圆形图样。

他说，中国是瓷器的故乡，醴陵是釉下五彩瓷的原产地。近年，醴陵釉下五彩瓷的价值被越来越多的收藏家所认识，收藏界群雄逐鹿、风起云涌。部分“代表作”在拍卖时价格屡创新高。但醴陵釉下五彩瓷并非件件是“宝”。一直以来，由于社会各界人士对它的辨识能力不强，加上商家的趋利性，市场上鱼龙混杂，致使许多收藏爱好者不敢轻易下手。

历朝历代的瓷器收藏大家，收藏的都是制作精美、质量上乘、升值潜力大的“官窑瓷”。玄德分析认为，现代醴陵釉下五彩瓷有五种产品值得收藏：一是清末和民国时期的醴陵瓷，通常被称为“老醴陵窑瓷”：二是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毛瓷”（复制品除外），国家领导人赠送给外国友人的礼品瓷，国家及国际大型会议的纪念品瓷；三是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由醴陵群力瓷厂生产的国宴瓷；四是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奖品瓷；五是国家级和省级绘画大师的手绘瓷；六是“文革”期间的特种瓷，比如诗词醴瓷和语录醴瓷。

“老醴陵窑”瓷器，古朴、素雅、端庄、大气，近年交易价格稳步上升。由于存世量较少，其珍稀程度可想而知。如果作为投资收藏，要重点考虑它的款识、装饰、色彩和品相等。

醴陵群力国宴瓷，上世纪80年代以前，采用的是不可再生的大球泥，80年代至90年代，醴陵与佛山联手，调整瓷泥配方，研发出强力国玉瓷。这类瓷器是那个年代醴陵釉下五彩瓷的代表作，具有独特的价值体系和巨大的升值潜力。

玄德说，以前，国营大型制瓷企业只要完成上级下达的特殊制瓷任务即可，至于是中央政府用瓷还是民用瓷，并没有作具体的区分。这种制瓷企业生产的民用瓷品类繁多、存世量巨大，收藏意义不大。

群力国宴瓷是顶级精品，存世量越来越少

“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是对醴陵釉下五彩瓷最形象的描写。近5年来，它的市场价格增长了8至10倍，但相比于景德镇陶瓷，其整体价格仍然偏低，随着收藏爱好者对其认识的加深，其升值潜力很大。

国宴瓷是指国家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大型宴会所需特殊用瓷。1959年至1963年一直使用景德镇青花瓷。1963年秋，国务院有关部门决定更换国宴用瓷，要求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山东淄博、河北唐山等主产区各送一套样品备选。最后，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决定由醴陵承担国宴瓷的生产任务。

醴陵方面接到通知后，立即调集精兵强将试制样品。此后，醴陵瓷器公司、陶瓷研究所、群力瓷厂的专家先后10次携带样品到北京征求意见，回来后反复调整设计方案和烧制工艺，成功筛选出359号、371号两种坯料配方和与之相配的187号釉料配方。1964年1月15日，醴陵群力瓷厂副厂长吴铮等与人民大会堂管理处处长马振锋，在北京签下国宴瓷生产协议。1964年8月完成国宴瓷的制作任务，共计57个花色品种20多万件，随后被送往北京。

1964年国庆宴会时，醴陵釉下五彩瓷餐具受到中央领导和中外贵宾的好评。1979年，人民大会堂管理局请来专家鉴定，认为群力国宴瓷的器型、规格、图案和质量仍具一流水平，可继续使用。上世纪90年代，经中央批准，醴陵国宴瓷在图案、花色以及规格等方面作了适当调整。

2014年9月30日，在国庆招待会上，由醴陵振美艺术陶瓷有限公司（2005年建厂）生产的国宴瓷惊艳亮相。此次订单总量为5000套，产品涵盖杯、碗、碟、勺等，共计13个品种、15万件。

群力国宴瓷的底款，“文革”时采用“环球款”，70年代初改用“中国醴陵”，80年代初用“醴陵群力”方款，80年代中期采用棕色双凤，90年代底款为“中国群力”或“中国群力强化国玉瓷”双凤蓝款。

玄德认为，国宴瓷的生产，是醴陵釉下五彩瓷向高端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对醴陵瓷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醴陵国宴瓷制作精美。制瓷大师们接到生产任务后，无论是在瓷泥配方、加工程序等方面，还是在烧制工艺等环节，无不精益求精。醴陵国宴瓷难以仿制。按规定，醴陵每个时期所生产的国宴瓷，均不得对外销售，剩余产品必须及时碎毁。少量流入民间的国宴瓷落入商家和有眼光的藏家手里。时过境迁，要想复制或仿制群力国宴瓷，无论是从瓷泥配方，还是从法律角度，都无人敢尝试。

玄德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群力国宴瓷的价格必将飙升。”

玄德收藏的群力国宴瓷。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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