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2-06-15 00:00:00 来源： 株洲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来源截图
今年4月27日-29日，佛山市委副书记、市长刘悦伦带队到株洲学习城市管理创新；
这个湖南中部城市，在过去4年里，迎来了全国各地260多个地市级以上城市管理考察团。株洲究竟有着何魅力，让包括佛山在内的各地考察团“前赴后继”地前往？借鉴株洲，南海能从中学习到哪些经验？
从十大污染城市到国家卫生城市
这座城市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干净、整洁！里水镇副镇长陈丽华掩饰不住对这座城市的赞叹。而南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执法局里水分局常务副局长邱伟健则惊讶于这里的街道完全看不到商户占道经营。
株洲是“火车拉来的城市”，在其境内，包括京广、浙赣、湘黔等线路横穿而过，成为了铁路枢纽。每天火车拉来几十万的客商，造就了一个“服装市场群”崛起的传奇。这里也是工业林立，被誉为“中国电力机车的摇篮”、“中国电力机车之都”，是亚洲最大的有色金属冶炼基地、硬质合金研制基地、电动汽车研制基地。
伴随着工业的发展壮大，株洲也逐渐成为了污染与脏乱的代名词。在此之前，株洲连续两年上榜“全国严重污染十大城市”，有关重金属污染的指责频频见诸报端。
然而，五年后的株洲却让人刮目相看：宽敞的大马路洁净如新，看不到一块纸屑；路边绿树盎然，每隔一段路就有环卫工人打扫刚刚掉落的树叶；在主要的交通节点，都总能看到协管员在维持秩序。
五年前的株洲在城市容貌方面不会比佛山好，这几年为什么可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呢？里水镇一位随行的村居书记道出了众人的疑惑。而依靠“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而发迹的南海，同样是以工业而著称，曾经也和株洲一样，因为经济的发展而付出了环境与市容市貌的代价。从这一点来说，南海与株洲的发展历程是相似的。
然而，五年后的今天，当株洲已经蜕变成为一个与欧洲媲美的小镇之时，佛山南海却仍在为创文而努力，仍在为脏乱的街道而发愁，仍然为不管路障而横冲过马路的行人束手无策......;
五年时间里，株洲摘获了国家卫生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交通管理模范城市、中国十大最具投资价值的城市等诸多国家级荣誉，变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美丽宜居城市。
“动真格”的株洲
蝶变始于2008年，株洲提出创建“全国卫生城市”。全国十大污染城市要创全国卫生城市，这需要异于常人的魄力和勇气。对于能最终取得这样的转变，株洲各部门归结为“治城16字经”：理念先行，领导重视，机制保障，奖罚严明。
其中最为外界津津乐道的，莫过于株洲市对各区考核“动真格”。2008年3月，株洲市正式对外公布：全市四区城市管理考评结果予以媒体公布并排名，排名第一的奖励30万元，末名的罚款30万元，并公布各区区长、分管副区长姓名。
对于这种政府“公开亮相”的考核方式，株洲人都拍手叫好。然而，不少人也担忧：此举无疑会令各区领导难堪，能否真正把这个制度执行下去是一个未知数。
然而，在经历了四年时间后，这个制度不但没有戛然而止，反而“越办越好”，排名第一的奖励提高到了100万元，第二名奖60万元，第三名奖20万元，第四名不予奖罚，排末名罚30万元。连续两次排末名的区主要领导将由市领导进行诫勉谈话，一把手上电视台向全市人民作检讨；连续三次排末名的就地免职。
对各区的考核只是政府“动真格”的其中一部分。针对此前城市脏乱差，株洲市可谓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治。其中更是把数字城管系统运用到了极致。
在株洲市数字城管监督中心里，记者看到路面上80多辆清洗车的作业情况，监控录像下每个路段每个角落的实时情况。不仅如此，株洲市还全面推行网格化管理，以社区为单位，把城区划分为113个责任网格，配备信息采集员每天在网格内巡查，及时发现各类城市问题，并且上报。
而针对行人乱过马路等陋习，2008年5月，株洲出台两份文件，提出要聘请市容环卫监督员，对城区各种不文明行为进行处罚。如乱丢垃圾罚款10元、乱穿马路罚款20元等。
不同于其他城市，株洲实行的是“大城管”，总体框架为“两级主体，分级管理”，市、区两级政府分别设立城管局，而在市、区城管局之上，株洲还设立了城市管理委员会及执行委员会，由市委书记担任政委，市长担任主任。
南海向株洲学什么？
以株洲为镜，佛山以及南海该向株洲学习什么？
城市管理出现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管理不到位。上月底，佛山召开城市管理动员大会，在对比株洲后，市长刘悦伦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借鉴株洲，佛山出台了《关于加强城市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并配套出台《佛山市城市管理考核评比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和《佛山市城市管理考评标准（征求意见稿）》。
按照该奖惩机制，五区政府和佛山新城管委会每年各出500万元，佛山市政府每年拨付1000万元，合计4000万元作为城市管理奖励基金。季度考评95分以上的区奖200万元，90、95分的区奖100万元，80、85分的区不奖不罚，低于80分的区罚款200万元。
除了各区要罚款，五区区委书记、区长和佛山新城管委会主任个人每季度要上缴3000元，分管副区长和管委会副主任个人每季度上缴2000元，作为考评风险抵押金。季度考评成绩80分以上的，考评风险抵押金将全额退还，低于80分的，该风险抵押金予以收缴。
另外，借鉴株洲，佛山也重新设立城市管理委员会，将住建管理、国土规划、交通运输、环境保护、公安等部门纳入成员单位，组建专业的城管队伍，构建“大城管”格局。着力充实执法队伍，强化执法力量，按照城区人口万分之五的比例配备在岗执法人员。
株洲是地级市，作为镇街一级，我们不可能照搬学习，但是“执行到位”很关键。里水镇镇委书记朱辉球说，有些地方是需要花大钱去做的，但有些地方是不需要花钱，只需要执行到位的，例如占道经营的整治、道路的整洁绿化等等。
朱辉球表示，目前佛山市已经出台了实施意见和考核机制，作为镇一级，将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从细节处如“一河三岸”的植物绿化、街道整洁入手，把“株洲模式”本土化，并落到实处。
集体经济公司化运作的
“高塘模式”
一连串的疑问道出了南海在“政经分离”后村集体经济遇到的发展瓶颈。
在众多的回复评论中，“南海国土局”的官方微博认为：政经分离后，经济组织就是一个单纯的市场经济主体，按照市场规则参与市场竞争及资源配置，然后按照公司法的规则参与经济活动，同时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包括必要时引入职业经理人，对农村产业及资产进行管理运营。
这样的运作模式在株洲高塘社区已有成功例子。在此次里水镇株洲取经，其中一个“使命”就是政经分离后，村集体经济如何发展。
从村民到股民到居民
高塘社区以前处于株洲与湘潭的交界处，可谓“两不管”地带，是周边最穷的一条村。四年前，这里的村民除了在几分薄地里耕地外，就是外出打工挣点钱，补贴家用。然而四年后的今天，高塘社区的村组已变社区、村民变居民，1900余村民成为了“股东”，村民人均年创收从此前的5000多元变为现在1.2万元以上。由村注册成立的高塘大禹投资集团在去年的产值更是突破了亿元，创税1000多万元。
四年时间，高塘完成了“一亩两分地的农民”向“资产过亿元的企业家”转变。
高塘是如何做到？又能为南海政经分离后集体经济发展提供怎样的经验？
相对于南海的“政经分离”，高塘社区则是先从“集体经济”入手。2009年2月，作为株洲市先行先试“征转分离”的试点村，高塘村在全市创造性地摸索和实施“村组整体征收、整体拆迁，村民整体安置、整体转城，农村集体土地征转分离、先征后转”为核心内容的“征转分离”工作。
在此后的一年里，高塘完成了8个村民小组约3000余亩土地的征购和拆迁工作，同时还为失地农民建成了一个80000余平方米的高档安置小区。2009年8月，高塘村两委向全体村民发起倡议，注册成立村集体新型经济组织：株洲市高塘大禹实业有限公司（下称“高塘大禹”）。村集体将原本村民的集体经济转换成股份，使村民变成实实在在的股东，成为拥有村集体资产的新型股民，并采取村集体控股，村民自愿参股、其他自然人或企业认股的方式，成功注册了资本达1528万元的村集体控股公司。
在此基础上，2010年10月，在“政经分离”的基础上，高塘村建立高塘社区居民委员会，设立高塘社区政府服务中心，1989名原农业户口村民全部转为非农业户口，享受城市居民同等政策优惠及社会福利。
至此，高塘村民完成了从村民到股民和从村民到居民的转变。
村集体资产公司化运作
罗志勇，高塘大禹集团执行总经理，是一位职业经理人，也是高塘村第一个外来“打工仔”。现在我们都是公司化运作。罗志勇说，大禹集团由村集体控股70%，为了把利益捆绑在一起，要求村干部都要入股1%到2%，属于责任股。
刚开始时村民对我们都特别不信任，担心入股万一亏损了怎么办。罗志勇说，为了消除村民的疑虑，村民入股一股为2万元，并答应保底有6%的利润。
而实际上，经过4年时间的运作，目前高塘大禹已从2008年最初借资100万元注册，发展至今天注册资金达1.2亿元；从最初的几名职员到今天下辖7家控股子公司，集团员工近1000人；从最初的企业集团资产效益为零到今天的年产值过亿元。
刚开始对村集体搞公司化运作还有顾虑，现在看着公司规范化的管理，有一帮专业化、高素质的人才为我们理财，所有的担心都没有了。高塘村早谷组村民李志明说，现在村民变成了持股分红的股东，收益还不断增加，大家都赞村集体公司化运营形式好。
高塘社区的村容村貌也发生了很大转变。四年前，这里到处是残垣断壁，柴草、猪舍、菜棚等杂物几乎占据多半路面，车辆难以通行。如今，当你驱车进入天元区马家河镇高塘社区，映入眼帘的是整齐划一的新高塘安置小区住宅楼，俨然一幅城市新图景。
“现在很多居民白天由集团反聘回来工作，晚上就到广场跳舞，不用再像以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罗志勇说。
成片征地避免许多矛盾
相对于南海的村（居），株洲高塘社区显然进行了适度超前征地拆迁，此举有效地降低征地成本。与宗地征地拆迁相比较，高塘村的成片征拆、整体征转无需以路网为片，无需进行二次安置，还可避免山地纠纷、二次拆迁等常见矛盾。
“ 更重要的是加快了供地速度。”罗志勇说，正常情况下，一宗项目用地从征到供，需要半年到一年。在高塘村仅用了4个月，即完成了2700亩土地的征转分离工作，大大缩短了项目交地时间。前瞻性的土地集中开发，无疑使“土地等项目、熟地招商”成为现实。
“对比之下，南海实际情况都不同，要想像高塘社区这样大规模地征地是非常困难的，当时他们的公司化运作则很值得我们借鉴。”朱辉球说，可以考虑在经济社比较小的村试点推广村集体经济公司化运作。
（来源：南方日报，记者：李慧君）